「史海探源」抗战时期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转变——以《总汇新报》为主的分析(7)

延安的婚姻制度很少为外人所知，国民政府常以此攻击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延安民众听说八路军将要到了，有少女的人们，都纷纷准备出嫁”，该传言不仅在国内，在新马华侨社会中也有市场。华侨记者到达延安后，通过实地观察，了解了延安婚姻的真实情况，并澄清了对共产党婚姻的不实传闻。首先，其认为“共妻”是对延安的一种误解，延安对于婚姻与恋爱“确是特别之处”，“然而不像传说那样，他们有当地社会背景所产生出来的行动”，记者认为“女性的独立和男女平等”是一个重要原因，其进一步解释，“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乱来”，“他们对婚姻有正确的观点”。文章还认为，延安男女之间的关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如果违犯纪律将得到严厉的惩罚。记者以抗日军政大学军官黄克功被处决为例说明婚姻纪律的严格。因此，记者认为，中共“宁愿牺牲一个战斗上的指挥人才，也不愿破坏纪律”。
此外，延安良好的社会风气让其耳目一新，他认为延安“充满了新气象”，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成绩甚高，女界中已有七成从事抗日运动”。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延安的妇女“没有穿旗袍、高跟鞋和抹粉打胭脂，她们只戴着军帽，穿着军服和打着绑腿，雄赳赳地在街上走着，他们的婚姻和精神都融入到抗战上去了”。
(二)在延安的华侨学生的观感
除了记者的观察之外，在延安求学的华侨学生对延安亦有直观体验和感受。1939 年4 月5 日，新加坡华侨学生严蒙告知南洋朋友其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情况，“到延安后不久可编队正式上课，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学校的教学方式是“一面学习，一面担负游击战争的任务”，其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并认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该运动对边区抗战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全部抗大学生，包括毛主席等中共领袖都参加这伟大的运动”。
而在“抗日军政大学”求学的华侨学生陈肃立则对延安的学生生活感受独特。其亲身体验了学校匮乏的物资生活，但他认为，尽管抗大学生的生活清苦，但学生之间和睦相处、充满快乐：
对于学习生活，学校生活，十分紧张，也是十分艰苦的，不过每个人都是十分愉快的、活泼的、严肃的，晚上十点才开始睡觉，所吃的饭，是用小米煮成(很粗而且没有饭味，现在已经习惯了)的，食后又非常容易消化的，菜不是芽菜，就是小豆芽菜，最好的就是煮豆腐汤了，每一个星期只有一餐肉食，但每人只得一两左右，我们席地而食的，每四五个人一盆菜，然而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感到痛苦，因为所有人都一律是这样的，我们学校里的人，都是打成一片，也没有阶级的差别，行动是一致的，大家非常亲密的——既没有嫉妒也没有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