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探源」抗战时期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转变——以《总汇新报》为主的分析(8)

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新马商业社会，一切以金钱衡量。因此，初来延安的华侨学生对“学生几乎没有报酬但乐意为民族抗战”颇为不解，但当其了解延安的物资匮乏之后，他们逐渐理解了学生的行为，“他们是不爱钱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是去做救国工作，派到敌人的后方或是各省市农村去”。
延安的集体化和军事化生活也给华侨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马来亚怡保华侨林刚中在“青训班”学习。青训班“一切都军事化”，其告知南洋亲人其在延安的生活，“这里是团体活动，不是个人行动，我们的先生站着教，我们学员站着听，站着写笔记，最多是蹲在地上，这封信是放在手上写的”，其还告知延安生活之苦，“天气很冷，洗面的汤水泼出去，马上结成了一块冰”。在信中，其难掩对南洋家人的思念之情，“想起我年老的妈妈和弟兄们，已经是三个除夕没见面了”，但其喜欢延安的“独特”生活，认为“这儿一切都是新的，这儿是一个新世界”。
(三)陈嘉庚对延安的印象
如果说前往延安的华侨记者和求学华侨是普通侨众的观感，那么陈嘉庚的延安观感则代表了新马侨领的看法。作为新马华侨社会侨领，陈嘉庚一直支持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抗战，但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陈嘉庚“是为整个中国着想，而不是为蒋介石个人”。因此，1940年之前，陈嘉庚对中共的看法深受国民政府的影响，尽管当时报刊频繁刊登中国共产党艰苦抗战的报道，但其依然对中共保持戒心，特别是对中共的捐款请求尤为谨慎。1938 年3 月，周恩来等致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陈嘉庚，请求其为八路军捐款，但陈嘉庚以“海外华侨捐款统一汇交行政院”为由婉拒。不过，此时的陈嘉庚虽没有在行动上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其已私下阅读《西行漫记》中译本。直到1940 年3 月，陈嘉庚组织“南洋慰劳团”返国考察，而“延安之行”改变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1940 年3 月18 日，陈嘉庚组织“南洋慰劳团”抵达祖国后方。在重庆欢送会后，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在侯西反、李铁民的陪同下，前往中共总部延安考察。在出发之前，陈嘉庚告诉记者，“凡未到延安之人，谁能辨别真伪，所以必要亲往”。陈嘉庚在延安共停留九天，其对延安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也与学生、军人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开展深入交谈。延安之行改变了其对中共的负面看法。延安“官吏县长民选”，延安的农民、商人“无苛捐杂税”。对延安的社会风气也充满赞赏，“无盗贼乞丐，鸦片与缠足禁绝”；更让陈嘉庚印象深刻的是其目睹延安的官民平等。其所见毛泽东的住房“概旧式乡村民用家私”，其认为“中共平等无阶级”，在与毛泽东会谈中，其发现朱德进入房间时，“诸人安然座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南洋学生进入时，“无敬礼便坐”，其还目睹毛泽东与一普通科长谈话，感叹“长谈若是，足见其(毛泽东)虚怀若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