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与国族建构——20世纪40年代的旅边写生的形塑(13)

《哈萨克牧羊女》对壁画因素的吸取与融汇，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浮于表面的形式变革。董希文对敦煌壁画形式因素的研究与20世纪40年代艺术家对敦煌壁画现代因素的发现有关，很有可能他是通过其老师常书鸿注意到了莫高窟壁画与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的会通之处。董希文吸收敦煌北魏壁画中的形式因素，借助“兼有粗犷和细腻”的壁画审美维度重新塑造了边地民族充满活力、自在动人的积极形象。正如宗白华所说：“在西陲敦煌洞窟里，竟替我们保留了那千年艺术的灿烂遗影。我们的艺术史可以重写了。我们如梦初觉，发现先民的伟力、活力、热力、想象力。这都是我们现代艺坛所缺乏的，也是我们民族生活里所丧失了的。”

图11 [德]弗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牧羊女》，
源自《文学》1933 年第1卷第6期
董希文描绘了兼有活力和热情的哈萨克族人，这一题材蕴含着艺术家表现西北与边疆民族时的民族国家意识，画中的哈萨克牧羊女，既勾连起了中原与边地族群之间互动的历史记忆，同时又借着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语境彰显了全新的族群关系。画家在赋予画面律动节奏与装饰趣味的努力中，还回溯了这一区域蕴含的来自民间、边地的美术传统——敦煌美术。对于董希文而言，莫高窟壁画是认识20世纪40年代中国艺术诉求的双重透镜，一方面，画家在敦煌壁画的临摹、学习和借鉴中将现代中国美术的参照视野朝向了中国；另一方面，他对敦煌壁画中的“现代主义”因素的发现与借用，又将西行探寻置于现代主义的想象之中。
结 语
现代中国既承续历史中国的疆域、族群与文化脉络，也在20世纪展现出复杂的历史变迁。伴随民族主义思潮对边地民族认识的加深，以及国族危机中对边地族群的动员，艺术家旅边写生与边疆题材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兴起。从全球背景来审视，西北边疆最初获得关注是晚清以来欧洲殖民势力在中亚扩张、西域探险考察及地缘政治力量在这一区域汇聚的结果。以民族国家的内在视野看，现代中国持续面临着外部的渗透与边疆的分离因素，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疆土危机不断加深，凝聚多元族群、整合边疆国土极为关键。就中国美术内在理路而言，艺术家走出书斋到十字街头，进而延展至乡野边地，是美术变革诉求下，重新沟通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