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学人疫思｜瘟疫中的莎士比亚(9)

朕开恩特许我的仆人劳伦斯·弗莱彻、威廉·莎士比亚、理查德·伯比奇……及其同事们自由地演出喜剧、悲剧、历史剧、插剧、道德剧、牧歌剧、舞台剧等等，使他们以前或以后所排演的，为了朕亲爱臣民的娱乐，也为了朕乐意时消遣和观赏。上述各剧，在瘟疫减退后，均得在最佳条件下公开演出，无论在萨里郡他们原用的环球剧院，还是在任何市政厅、聚会厅或我的国土内任何其他城市、大学、村镇的自治区内的其他方便的地方；朕命令你们不仅允许他们无阻碍地这样做，而且在他们遭到任何非难时协助他们，并给予前此类似的礼遇。如为朕之故给予更多优惠，朕将注意及之。
这道诰书意味着莎士比亚的剧团为皇室服务并受到皇室的庇护。几个月后，国王供奉剧团的演员被任命为“王室侍从官”，他们还被授予王室侍从的礼服——红色的上衣、长筒袜和外套。自此，在许多典礼上，身穿礼服的莎士比亚与其他侍从一起，并行在庄重的觐见队列中，他们不再是处处谨小慎微、仰人鼻息的草台班子里的江湖艺人了。詹姆士一世统治的前十年，“环球剧院”的演员们平均每年被邀请到宫廷演出14次。 单从1605年莎翁本人购买什一税土地，获得死后葬在斯特拉特福教堂圣坛的资格这一件事情来看，此时的莎翁已经拥有了象征身份的特权。
瘟疫期间，莎士比亚始终没有放下他的笔，并在疫后迎来了他个人命运的转机，他不仅写出了《一报还一报》（1604）、《奥赛罗》（1604）、《终成眷属》（1605）、《李尔王》（1605）、《麦克白》（1606）等大量卖座的剧本，而且每年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有资料证明1607年夏天，莎翁回到家乡参加了大女儿苏珊娜·莎士比亚的婚礼，他为女儿准备的嫁妆是127英亩的土地。
然而，在伦敦瘟疫盛行期间，远没有莎士比亚那么幸运的其他艺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剧团怎么生存呢？为了了解瘟疫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团的影响，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伦敦。
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由两个城区构成的：伦敦东部地区（同今天一样，伦敦东区是当时的商业中心）以及西边的威斯敏斯特（英国皇家法庭和政府办公所在地）。东西城区之间是斯特兰德大街，这里遍布上流贵族的豪宅，沿斜坡而下就到了泰晤士河岸边，贵族们在此都建有私人码头。远处是依稀可见圣保罗大教堂，东边是遍布商店的齐普赛街，还有莎翁剧本中那些遍布城市的小酒馆。环球剧院和其他公共剧院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乘坐渡船往来两岸是市民习以为常的渡河方式，另一种过河的方式就是走伦敦桥，这座桥常年车水马龙，总是挤满了马车、推车、骑士和运往市场的成群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