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一见如故，再见陌路，高适为何对李白见死不救？(8)

对于李白的请求，高适没有回应，更没有出手相救，这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但他若是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高适和李白曾经共同游历，是文人之间相互欣赏，从而结交。而高适和李白的秉性是完全不同的，在李白需要帮助时，他想到了昔日的朋友高适，真诚地向其袒露心迹，希望他能救助自己，然而高适的附势人格主观上决定了他不会救助李白。
我们不必过于苛责高适，毕竟反叛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不可宽赦的大罪，越是在反叛方地位重要，平叛后就越会受到严惩。这种时候，如果身为朝廷平叛军统帅的高适出面为李白奔走，只能使矛盾的焦点和朝廷的注意力集中在李白身上，反而会导致李白遭受更大的灾难。李白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然只是永王集团决策层之外的一介文士，却是永王阵营中唯一举国皆知的名士。当然，这更能说明李白的政治认知是何等幼稚，宦途追求是何等热切。深谙官场权术的高适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当时的形势有充分评估，并做出了不出面营救的决定，不救之救也许正是高适所希望的，并不能因为高适没有回应李白的求救诗就断定他对李白漠不关心、毫无相救之意。
盛唐诗人多仕途坎坷，只有高适凭借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如《旧唐书·高适传》所言：“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不救李白，自然杜绝了引火烧身之忧，确保了仕途的安全，同时也付出了自外于“诗人共同体”的代价。很多与李白并无深交的人都积极参与了营救，其中有宰相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新唐书·李白传》中还声称：郭子仪早年曾为李白所救，为了报恩，他这次也为从宽处理李白出了大力。李白不仅幸免于死罪，还一度获释并加入宋若思幕府，但终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幸运的是，李白在流放途中至白帝城时遇赦，立即返舟东下江陵，并快意地写下了千古名篇——《早发白帝城》。

重庆奉节白帝城。
从此萧郎是路人
浔阳狱后，高适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让李白感到义愤，由此对高适的人格产生了质疑。李白似乎刻意删去了他诗文集中关于那段三人漫游的记录，并在《君马黄》《箜篌谣》等诗中表达了对交友之道的质疑，使得曾经携手同游、相互欣赏的友情最终走向决裂。在李白和高适的诗文集中，都无明显记录两人同游或交往的作品，这也印证了两人友情的变化。如此令人扼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适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既显示出高适善于观察政治动向的能力，也看出高适对待友朋的取舍态度。高适是一个入世思想强烈的人，他的一生都在为政治考量，朋友在他心中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