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一见如故，再见陌路，高适为何对李白见死不救？(9)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李白暮年壮心不已，无论多少困蹙悲泣，都无法湮灭其入世之心。听说名将李光弼出镇临淮后，年过六旬的李白又动了从军之念，可惜投军途中因病被迫返回金陵。宝应元年（762）冬，李白深染沉疴。在日暮途穷之余，只能去当涂投奔担任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当年十一月，62岁的李白病逝于当涂，临终前将一生诗作托付给李阳冰。在他去世一年后，一封朝廷诏书姗姗来迟：任命李白为左拾遗，即刻进京。对于一生都求仕无门的李白而言，这一迟来的官位或足以慰风尘。
高适之前虽拒绝营救李白，但对落魄的杜甫却尽力照拂。乾元二年（759）年底，弃官南下的杜甫一家抵达成都，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重逢了来此赴任的高适。高适对生活困苦的杜甫多有照顾：“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高适给成都草堂寄去了一首诗，怀乡思友感时忧国：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杜甫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首诗，大历五年（770）正月，他才在书卷中偶然发现，顿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而五年前，高适已经在“心怀百忧复千虑”中去世。

少陵草堂碑亭。
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五中，对李白、杜甫和高适有如下评论：“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适议独与琯左；白误受永王璘辟，适独察璘反萌，豫为备。二子穷而适达，又何疑也？”这段话不但对李、杜、高的人生结局作了很好的概括，且独具慧眼地指出他们穷达迥异的根本原因：高适比之李、杜，更具政治上的判断力和抉择能力。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安史之乱中，他们对待敏感的政治人物和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结局的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