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不让城市相对贫困成为“隐秘的角落”(2)

如今，城市相对贫困群体中有不少人像武金良这样，并非低保户，但因多种原因导致生活拮据。记者调研发现，下岗失业、在岗特困职工、未参加社会保险且身患疾病的各类低收入群体，以及生活困难的进城务工人员等，成为城市相对贫困群体的新成员。
记者采访发现，“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游走在低保标准边缘，其中的部分人不能享受低保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救助帮扶，生活质量偏差、发展压力偏大、抗风险能力偏弱。
城市相对贫困群体中多数人属于“支出型贫困”，大都是因病、因残、因学等原因导致家庭刚性支出超过可支配收入，但又无法被纳入现行政策保障范围，形成了新的“隐形贫困”。
居住在西部某省会城市的罗肖香，多年打拼后在城市扎下根。2020年8月，她被诊断患有乳腺癌。这场变故让她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廉租房里，每月租金加水电费支出两三百元，每次化疗都是一笔大开支。”罗肖香说。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城市相对贫困既包括物质贫困，也涉及精神贫困、资源匮乏、服务短缺等方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张文宏表示，在长期的生活压力下，相对贫困水平越明显，城市相对贫困群体的心理落差也会越大。
“五大难”形成普遍困扰
在走访东中西部多地的城市相对贫困群体后，记者发现他们普遍面临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会救助等五大难题。
一是就业稳定性弱。不少相对贫困者就业不稳定，尤其是学历低、年龄大、缺技能的困难群体，普遍存在“4050”就业焦虑。
53岁的王保昆来自甘肃白银市，月工资1300元。他的儿子患有听力一级残疾，人工耳蜗需要定期升级，一年花费超过万元。为了贴补家用，每天凌晨2点到4点，王保昆都要去朋友的店里帮忙，每月额外收入1500元。即便如此，每个月也仅是收支相抵，还欠着4万元外债。“家里这个情况，我想过出去闯闯，但谁知道出去什么状况？”王保昆说。
导致就业难的还有“分身乏术”。广西南宁市的农艳虹，爱人患有高血压、尿毒症，每个星期要透析两三次，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人。“平时我一个人在家照顾他们。丈夫生病后，家里一度欠下20多万元外债，很难偿还。”
记者走访发现，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城市贫困者需要照顾患病的家属、上学的孩子等，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一些家庭靠政府、亲友救济度日，债务负担越筑越高。
二是医疗支出压力大。一些相对贫困者因患病造成较大生活压力，一些人因大病急病花销大而不敢医、不愿医，有的人为了避免高额治疗费用，选择收费较低的私人诊所进行保守治疗，甚至断缴医疗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