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不让城市相对贫困成为“隐秘的角落”(3)

家住江西南昌市的胡小玲今年64岁，前几年做了肿瘤切除手术，不能干重活。73岁的老伴患有小儿麻痹症，右眼失明，行动不便。“我们的退休金已经涨到四千多元，但还是不够。”胡小玲说，医保报销后每个月还要掏出近两千元药费，水、电、燃气、电视、手机通信费等费用加起来每月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本来每年都要复查身体的，但我两年没去医院了，怕又要花钱。”
三是教育高消费难承担。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民办教育和校外培训机构“崛起”，从小学到高中12年基础教育期间，校外培训和择校费用等高额支出，成为压在城市困难家庭肩头的重担。
以四线城市一户普通工薪家庭为例，一个学习成绩偏上的孩子要保持成绩稳定，每月语数英等校外同步班、提高班、晚自习班总费用支出可达到3000元，半年的文具、教辅资料支出4000元。如果考上优质的私立自费初高中，每年学费动辄1万至2万元，超过普通高校大部分专业的学费标准。
四是住房条件差。记者近日探访了甘肃、广西等地低收入群体聚居的棚户区、安置小区、城中村等地。这些地方道路狭窄拥堵、房屋低矮破旧、居住环境差，与大城市的生活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从城区主干道沿着盘山路行驶5分钟左右，记者来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伏龙坪街道后街社区，伏龙坪街道属于城乡接合部，所辖社区多为棚户区。后街社区下水道为明渠，居民提着桶将生活污水沿坡倒下。夏天异味难闻，居民冬天取暖主要靠烧煤炭。
52岁的张继刚和79岁的母亲李兰芳就居住于此。母亲住在10平方米的房间里，他则住在隔壁只能放一张床的卧室里。“虽说住在城市里，但这里的生活感觉跟城市脱节了。”张继刚说。
五是社会救助不足。跟随流动救助车进行街面巡查时，记者发现进站难、送返难是城市相对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的首要难题。流浪乞讨人员往往拒绝进站，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患有精神障碍或智力残疾，难以送回户籍所在地。一些救助站存在滞留人员总量过高、托养比重过大、托养机构照料水平偏低等问题。
“救反复、反复救”的安置难也较为多见。部分省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表示，救助对象被送回户籍所在地后，由于一些地方救助部门及所属街乡社区缺乏对受助返乡人员有效的稳固及安置工作，不少受助人员再次返回乞讨地，或前往其他省市继续流浪，加大了流浪人员流动性，同时也造成了救助资源的浪费。
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制度建设
“城市贫困群体纾困与农村扶贫的共同点都是反贫困，不同之处在于农村贫困多是集中连片的区域发展问题，大规模‘兵团式’作战行得通。”在全国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帮扶处处长苏文帅看来，城市贫困则具有分散性特点，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制度建设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