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学缘与学术的养成(7)

其实，荣先生的海外学缘也一直很好，这些国外学缘对于荣先生学术成长的意义，他自己已有所归纳，他说：“1984年以来，我有机会多次走访欧美、日本各国学术中心，收集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文献材料中的中外关系史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拜访学者专家，或求学问道，或交流心得。……在与国外从事汉学、中亚学、伊朗学研究的学者交往中，扩大了眼界，熟悉了他们所研究的语言、考古、艺术史以及历史方面的课题。”（《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后记，469—470页）
这里仅以荣先生与贝利教授交往为例，略加补充说明。贝利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印欧语言学家，尤其擅长于阗语文献研究。从荣先生追随张广达先生进入于阗研究领域伊始，他就十分关注贝利教授的研究。幸运的是，他早在1985年就已利用在欧洲游学的机会前往剑桥拜访了贝利教授，贝利教授热情相待并赠送他很多著作和论文抽印本（29页）。这使得他对以贝利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伊朗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了更充分的掌握，从而使他与张广达先生合作的于阗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贝利教授
因此在我看来，荣先生的国外学缘的意义，除开阔眼界、拓展研究领域而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他一开始就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国际一流学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逐渐成为他的学术习惯，并最终内化为他的学术性格，即将自己的学术目标固化为追求世界一流。
分析荣先生学术的养成，不能不提他的业师张广达先生，因为张先生对荣先生的影响全面而深入。但限于篇幅，这里仅略加说明。
毫无疑问，张先生是带荣先生进入学术殿堂的第一人。荣先生深情地回忆道：“他手把手地教我阅读史料、熟悉研究成果、提高专业外语能力，细心地修改我的每一篇文章初稿……以不同的形式，为我打开一扇扇学术的门扉。”（《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后记，469页）“而且根据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高瞻远瞩，为我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同上，470—471页）
张先生对荣先生的影响，我认为主要包括：宏阔的学术视野；极于高远而底于平实的学术性格；考据与义理相互为用的治学理念；不同语文、不同类型的资料综合运用的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比较与对照研究方法；艺术史研究方法等。这些学术性格、学术理念、学术方法，荣先生均深得其中三昧（《三升斋随笔》，14—25、99—120页），在他自己的研究中都有充分体现，并致力于发扬光大。这里仅举他对考据与义理相互为用这一理念的重视为例。他在总结张先生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时，重申了张先生的主张：“考据与义理的相互为用，不仅有助于今后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将促进近代历史上西方的概念让位于世界的概念，并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打破西方某些论述话语的垄断地位。”并补充道：“这既是张先生对我的训导，也是他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宏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