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学缘与学术的养成(6)

田余庆先生（左二）与王小甫（左一）、李孝聪（左三）、荣新江（左四）在一起
荣先生虽然不属于考古专业，但他与宿白先生的缘分并不浅。读本科期间，“经过宿先生的严格考察和盘问”，他被允许选修宿先生开设的考古学课程。荣先生牢牢地把握了这一机会，一丝不苟地听课、笔记，收获非常大（252—253页）。在我看来，通过听修宿先生的考古学课程，使荣先生得以初窥考古学堂奥，为其后来熟练运用考古材料打下了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视宿先生为荣先生考古学的入门之师，谅不为过。而且，随着荣先生对宿先生治学方法的了解，使他逐渐形成了中古史研究、丝绸之路研究必须与考古紧密结合的治学理念，所以多年以来，他一直与汉唐考古界、边疆考古界甚至俄罗斯的中亚考古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荣先生十分服膺他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完美结合的研究方法（257—262页）。他不无感慨地说：“翻阅宿先生的考古著作，文献材料不时跃然纸上。……他给我们留下的研究方法，在新的条件下，必将产生更大的效力和影响。”（262—263页）宿先生对文献的重视和熟悉程度，是考古界公认的，他利用石刻文献资料解决考古学问题的经典案例莫过于利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研究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并与日本学者的对话，这已成为学界佳话。
在荣先生看来，宿先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完美结合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内在要求。但他显然也意识到，如果站在传统历史学的立场，不也应该将文献与考古材料有机结合吗？张光直先生早就指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该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王和《考古学与青铜文化及其他》，《未定稿》1988年第4期）。对此，荣先生显然早已从宿先生那里悟出了其中三昧，因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荣先生已成为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的典范。

荣新江听宿白先生讲课的笔记
荣先生一路走来，所遇良师亦多，因此可以转益多师。在某些比较专门的领域，他也总有向名师学习的机会。如叶奕良先生，他的《“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一文是荣先生研究中国与伊朗关系史的指南，因此荣先生认为叶先生是他进入中伊关系史的引路人（197—198页）。再如王尧先生，荣先生早年追随他学藏文，学习的主要收获之一是撰写出了《通颊考》这篇藏学文章，之二是熟悉了国际藏学界（220—221页）。因此，王尧先生应该是荣先生进入藏学领域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