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学缘与学术的养成(9)

与饶宗颐、季羡林先生在一起（右起：荣新江、饶宗颐、季羡林、饶女公子、林悟殊）
至于学界同道，得到过荣先生帮助的更多。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国内资讯还很不发达，学者出国也很不方便，海外学术研究成果难以知悉，更难获得，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也尚未正式公布，中国学者的研究困难可想而知。荣先生利用出国学术交流的机会，掌握了大量的海外学术信息，辛苦复印了不少海外研究成果，并辛苦抄录了不少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因此，国内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同行有不少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有的人甚至得到过他的反复帮助，帮助的内容甚至包括部分他辛苦抄录的文书信息。是以，荣先生赢得了学界的广泛尊敬，同时也赢得了前辈学者的尊重和赏识，如施萍婷先生曾用“广结善缘”四字来表扬荣先生的学行。
荣先生秉承的前辈学者的学术品德，除了“尊师重道”“心怀感恩”“帮助同道”“视学术为公器”以及“学术担当”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提携后学”。
荣先生对后学的提携也做到了不遗余力，举一例即可见一斑。一般的学术期刊不太愿意刊发学生的作品，因为期刊普遍认为学生的作品比较稚嫩，同时因为新人没有什么名气，不能吸睛，从而影响刊物的引用率。但荣先生一直主张“学生可以发表文章，而且应当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和压力”（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207页），因此他的办刊理念明显不同。他有意要把《唐研究》办成新人成长的园地，因此《唐研究》几乎每卷都有在读硕、博士生的论文和书评。这些做法现在已见成效——许多当年《唐研究》的学生作者，现在已成长为某一领域的学术中坚。因此我曾用三句话评价《唐研究》的学术贡献：“树立了一种典范，建立了一套规范，成就了一代学人。”（《学理与方法的另一种呈现》）其中第三句话，斯之谓也。这正可以和他所说的“提携年轻学者，才能后继有人”（321页）这句话相呼应。
《唐研究》在推动国内外隋唐史研究的进步、引导学科发展、开拓新领域、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赓续学术薪火的意义更加深远。
（作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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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荣新江：学缘与学术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