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学缘与学术的养成(4)

此外，我认为邓先生的使命与担当精神也深深影响了荣先生。从手创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支持北大敦煌学研究、支持北大辽金史学科建设等事项上，均能看出邓先生的使命与担当精神。刘浦江先生说：“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对学科的推动的作用……若是要论邓先生对辽金史的最大贡献，应当首推他为建立和传承北京大学的辽金史传统、为培养辽金史的新一代学人所做出的努力。”（刘浦江《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想念邓广铭》，195页）而晚年的邓先生使命感更加强烈，荣先生当然也感觉到了，他说，“晚年的邓先生，自有文化托命的感觉，一向视公事大于私事”（33页）。这种“使命感”最终也传导到了荣先生身上，他说：“邓先生等一代鸿儒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学问，而是北大在学林的许多‘第一’。今日北大的‘敦煌学’研究不容乐观。
追念往哲，痛定思痛，微薄小子，岂可闲哉！”（37页）荣先生的学术担当远不只是为恢复北大往日敦煌学的辉煌而不懈努力，多年来他呼吁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学术规范并身体力行地出版相关著作，坚持主编大型学术年刊《唐研究》二十多年，这些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担当。

邓广铭先生，摄于1936年
周一良先生也是对荣先生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之一。荣先生做学问不太讲究珍本秘笈，也不刻意追求稀见版本，以可用为原则。他“不讲求善本，……也基本不买线装书”（74页）。在我看来，他的这一习惯明显受到前辈学者特别是周一良先生的影响。荣先生早已注意到周先生做学问并不倚恃“珍本秘籍”，主要靠“读书得间”取胜（72页）。 显然，荣先生对周一良先生的这一治学方法是深以为然的。虽然荣先生也很注意新材料，但从未完全依赖于新材料。而我们知道，陈寅恪史学的魅力之一就是“读习见之书，发未发之覆，道未尽之言”。周先生显然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周一良史学”与“陈寅恪史学”的关系，荣先生已有提示（55页）。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学术传统的代际传承。
我们知道，荣先生一直很重视写书评，撰写了大量书评。不仅自己积极写书评，他还呼吁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严格的书评制度，这在他主编的大型学术年刊《唐研究》的发刊词中有清楚的表达（《唐研究》第一卷《弁言》，1995年）。在我看来，荣先生的这一学术习惯也应主要来自周一良先生的影响。周先生写书评的习惯令他印象深刻，他说因为周先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因此一直有按照西方的书评制度坚持写书评的习惯，荣先生对周先生写书评的做法表示高度认可（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