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学缘与学术的养成(3)

荣先生是一个主张“纯学术”的人（98页），这恐怕与他早年受像季先生这样的“纯学人”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荣先生对季先生追求纯学术的精神和季先生的纯学人形象印象深刻，他说，“在我眼里，季先生……有着根深蒂固的欧洲纯学术精神”（98页）。季先生给荣先生留下的最后印象“仍是一位极其纯粹的学者”（99页）。

荣新江与季羡林先生合影
荣先生的学术起点应该是从他大三时参加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共同开设的“敦煌文书研究”课。这在荣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完全称得上殊胜的学缘：王、张两位先生共同为他开启了敦煌学的大门，并且一件文书（P.3016）研究使张先生为他开启了另一扇更具挑战性的学术之门——于阗研究。关于张广达先生对他的影响，稍后再谈，这里先谈谈王永兴先生对他的影响。
对于王永兴先生的研究方法，荣先生印象极为深刻，他说，“王先生上课，也是按照他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来的方法，强调‘读书须先识字’，所以他讲敦煌文书，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个词一个词地考释”，但王先生的课又往往能“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113页）。因此我认为，荣先生从王先生那里首先学到的应是敦煌文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永兴先生称得上是荣先生敦煌学的入门之师。

大学期间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课间留影（从右向左：张广达、王永兴、荣新江、张建国、卢向前）
邓广铭先生对荣先生的影响，在具体方法论方面，当然首先是邓先生治学的“四把钥匙”（130页），但更深的影响在学理层面。邓先生一直强调的治学理念是，现代史家必须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结合起来（《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即如刘浦江先生所总结的那样，邓先生“治学以考据见长，以史识出众”（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读书》1999年第3期）。因此荣先生对邓广铭先生为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所立的“家训”念兹在兹，无日或忘：“‘既要有实证性的硬功夫，也要有史家的识见’是邓广铭先生创建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以来的‘家训’。”（196页）因而始终“谨守‘家法’，不敢随兴趣而动”（《三升斋随笔》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