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腋下夹一本萨特的时代过去了｜萨特去世40周年(5)

所以他踏入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谈论他的存在主义，怎么着也要将这块补丁缝上去。至少，如果马克思主义延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那么一个世纪后，就不可能完全将他撇开。这一点，我们在张一兵教授的《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里已经看到：在众多身处现代语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者中，萨特赫然在目。萨特本人在《辩证理性批判》的一开始就定了调子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被超越”。而且，他引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加罗姆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坐标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才能对从政治经济学到伦理学、从历史学到地理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任一种思想进行定位和定性”。难道我们还能怀疑，这种定位和定性，不是他所企求的东西吗？既然没有办法创立这一个坐标系统，哪怕附着，也是好的。
和二十世纪的很多同辈人一样，萨特的责任心造就了他的野心、勇气和担当。
是啊，文学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一样，尽管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却太容易被消解为个体的体验。后人因而可以说，萨特只有一个，他是个怪物。他的想法不具有任何的普遍性可言。因此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拒绝这个带有太多承认个体天赋色彩的奖项。他想，最大的奖项应该是一个世纪之后，十个世纪之后，他的书还有人看，他的口号还有人引用，或者，能够有人记得他在二十世纪的卓越风采也好——哪怕语言已经变迁，至少，他的灵魂还能不死。所以，文学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帮助他灵魂不死。而他意欲借助《辩证理性批判》所切入的，是人类思考的方法论。

年轻时代的萨特
作为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辩证是一种方法，暂时缓解了二元对立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很多哲人一样，萨特无疑从一开始就野心勃勃地想要消弭二元对立的。因此，他像发现至宝一样扒拉出胡塞尔的现象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因此，他充分挖掘了主体这个概念后，又踏进马克思主义里，野心勃勃地想要实现向客体哲学的转变。可是，痛苦只是得到暂时的延搁而已。仅凭一句“存在先于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吗？仅凭他的所谓自由、责任就能够无视痛苦了吗？我们能够看得见萨特在政治领域的实践，似乎也有模糊截然的二元对立的企图。他想求助于一种绝对的存在。可事实是，存在着，并且仍然二元对立着，因此，仍然感觉身后的痛苦隐隐地威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