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腋下夹一本萨特的时代过去了｜萨特去世40周年(6)

回到小资的我们这一代，在萨特的照耀下。我想说的是，绕了这样一个圈子再回头去看我们曾经读过的张爱玲、杜拉斯或是昆德拉，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从未曾想过要消弭二元对立，并且，他们无限地夸大了这种对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不重要，他们承担的，是用文学的方式消解前人种种关于消弭二元对立的努力，将这古老的命题再次夸张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轻与重，水与火，背叛与忠诚，主体与客体，等等等等。在张爱玲的上海人家的炊烟中，在杜拉斯的太平洋堤坝的殖民色彩中，在昆德拉面对所谓意识形态所发出的尖锐笑声中，我们喜欢看见自己满含眼泪地站在十字路口，问经过的人：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当这个世界呈现出纷繁的选择时，你竟然发现，其实所谓的多元，只是由无数个二元组成的多元。多元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带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的痛苦。难怪萨特会说，自由只有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时，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成其为自由。
难怪我们推卸责任，嘲笑崇高，消解悲剧。
难怪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会这样迷恋“悖论”这个词。其实，它只是二元对立的文学形式，文学形式，或者可以说，抒情形式。难怪我也像我青年时代迷恋的这些作家一样，觉得自己只需要提出问题，而不需要解决问题。

二战时期的萨特与波伏瓦
借口很简单，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不需要在萨特的世纪过去之后，代替他接过西西弗斯的石头，壮烈地推到山顶，再看着它轰隆隆地滚下山去。昆德拉跳出来安慰我说，这只是人类臆想和伪装的崇高。
像特雷莎一样，坐着树脂涂覆的草筐顺水漂去，被人在床榻之岸捞起，是怎样一个不着边际的小资的梦想啊。小资的梦想：痛苦，并且美丽。在这个梦想里，终于可以卸下对自己的责任，终于可以把自己的自由交付给命运，听凭历史的处置。
终于可以交出自己的主体性。终于不用理会爱、恨、冷漠这些人类情感的幻觉。因为在这个时代，适时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如果爱，如果恨，如果冷漠，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甚至，爱谁，恨谁，冷淡谁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机械地重复着这些行为，仿佛是在华美的生命之袍里捉了一只又一只的虱子；仿佛是托马斯生命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