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恩兄弟，韦斯·安德森到奉俊昊，她是真正的“名导收割机”(5)

去年夏天我在和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拍摄《记忆》（Memoria，未上映）时就提到了这部片。那部电影好像让我觉醒了，当我和乔安娜准备一起拍电影时就跟她聊到了这部片。比起过去，现在这部片更像我的护身符，一个具有实际用途的护身符。因此那部电影显然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我们学校的墙上有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画作，虽然那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去想过这个人，但学校到处都是他的画作，于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幻想感，那也是我非常欣赏和德里克合作的元素：总有那种幻想感。但是听我说，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还没提到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艾默利·普莱斯柏格（Emeric Pressburger），这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给了我很大影响。
IS：你还记得第一次看他们俩的作品是哪一部吗？
TS：我想应该是《黑水仙》（Black Narcissus，1947）。《我走我路》（I Know Where I’m Going!，1945）至今仍是部杰作——到现在还在我内心深处占有一席之地。这部电影很特别，是因为这是一部由一位英国导演和一位匈牙利编剧一起创作出来的伟大的苏格兰电影，他们俩萃取了神秘感的精华。我大概是在剑桥的同一间艺术电影院看了那部片和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塔可夫斯基当时对我的影响我不太记得了，但我记得那种感觉非常强烈。尤其是《潜行者》（Сталкер，1979），有一幕完全就展现了我从小做过的一个梦，简直让我震惊，像是集体的无意识。那一幕是一个堆满了沙的巨大房间，有只鸟朝摄影机飞过来，翅膀触碰到了沙，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做过一模一样的梦。显然我不是一个人，但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哇！
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梦！”至于作家对我的影响……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是个伟大的作家，从一开始就对我有影响，《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1961）大概是我看的第一部，还有《收入微薄的女孩》（The Girls of Slender Means，1963）、《驾驶席》（The Driver’s Seat，1970），都是我喜欢的。
IS：穆丽尔·斯帕克的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TS：哦，她非常风趣，特别聪明，还很热情，虽然有点邋遢，但超级狂野。我最喜欢的是她的一部短篇小说《势利小人》（The Snobs），只有短短三页，非常邪恶混乱，但很好笑。那种混乱吸引了我，那种放荡不羁、毫无约束的感觉吸引了我。对于民族艺术甚至民族认同都没什么感觉，但她确实就像是一位苏格兰作家，她可以在古板谨慎的宗教和狂热之间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