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的核心是同性友谊而非婚姻，会怎样？(9)

在买了房子之后，里维拉的行车里程数确实降低了，但是与后来彻底改变他人生的好事相比，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好处。当里维拉担心卡罗尔已经难以自控对药物和酒精的滥用时，他拍下了派对客人在凌晨三四点进出卡罗尔家的照片。里维拉和卡罗尔的其他朋友对他进行了干预，在里维拉还没开口大声朗读他写的两页信之前，卡罗尔就答应了去寻求帮助。
第二天，里维拉开车把卡罗尔送到康复中心，在填写文件的时候哭了。里维拉问中心负责人：“如果卡罗尔熬过了康复期，等他出院的时候，他会因为我这样对他而恨我吗? ”
在卡罗尔完成康复项目后，他们的友谊确实改变了，但并不像里维拉所担心的那样。在卡罗尔康复期间，他和朋友们想出了一个计划，要把他的房子改成一座同性恋者的康复所——这个计划既解决了卡罗尔不稳定的财务状况，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等卡罗尔在康复中心完成了自己的康复任务后，里维拉建议卡罗尔搬去和他一起住。
当卡罗尔卸下行李时，里维拉已经戒酒几个月了，尽管他从未有过酗酒问题，他此前还是做出了这个承诺。里维拉说：“我不想在约翰不能喝酒的时候，当着他的面喝酒。”“谁会这么做啊? ”卡罗尔问道，声音里混杂着难以置信和感激。他们已经双双戒酒十年了。
伙伴式的恋爱关系和忠贞的友谊似乎是同一种作物的变种，而不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他们的友谊几乎跨越了整个成年期，并成为了他们支持系统的核心，这种友谊引出了一个关于我们如何认识人际关系的根本问题：我们认定某段伴侣关系“真实”的依凭是什么？
这是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在她的书《所有单身女性》（All the Single Ladies）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她在书中探讨了朋友在单身女性生活中经常扮演的核心角色。“两个人是否必须经常发生性接触，并受到身体欲望的驱使，才能被评定一对伴侣？他们一定要定期给彼此带来性满足吗？他们对彼此忠诚吗?”她写道，“按照这些标准，许多异性婚姻都不够资格。”
与此同时，拥有亲密友谊的人们渴望公开宣称他们的坚贞。社会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写道，拥有如此亲密友谊的女性“希望这些纽带成为珍贵的承诺，像婚姻誓言一样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伙伴式的恋爱关系和忠贞的友谊似乎是同一种作物的变种，而不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哲学家布雷克不仅对那些把恋爱关系抬高到柏拉图式关系之上的文化规范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对政府赋予恋爱关系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质疑。目前，婚姻的缔结取决于（假定的）性行为，而布雷克认为，相互照料对于“我们的生存绝对至关重要”，作为法律认可的基础更为明智。她建议各州将婚姻权限制在有助于照料的福利上，比如特殊移民资格和医院探视权。因为性吸引力与布雷克的婚姻模型无关，所以在这一模型下，朋友关系是符合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