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的核心是同性友谊而非婚姻，会怎样？(8)

© The Frisky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组成部分——性别隔离的社会、女性的经济依赖、性行为和性身份之间的区别——都像叠叠乐积木一样从浪漫式友谊的积木塔里被抽走了。男人和女人不同的社会领域开始变得更像一张文氏图，使两性之间也可能产生亲密的情感。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并且有了独立的潜力，男性不再那么陶醉于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了。性学家宣称，同性欲望（不仅仅是同性性行为）是变态的。美国人开始担心，与同性朋友接吻或同床共枕是“性倒错”的标志。浪漫式友谊失去了它的纯真性。
在浪漫式友谊开始受到侵蚀的几十年后，美国人对婚姻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艾里·芬克尔（Eli Finkel）将美国婚姻按时期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殖民时期一直持续到1850年左右，注重实用性，专注于满足配偶的经济和生存需求；第二阶段则强调爱情，从185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965年左右。
芬克尔认为，从1965年左右开始，“自我表现型婚姻”成为理想状态；配偶双方期望他们的伴侣关系成为自我发现和个人成长之所在。（自这个国家存在起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大量被剥夺了合法婚姻权利的美国人被排除在了这些结构之外，也就是被奴役的美国黑人、跨种族伴侣和同性伴侣。）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们的配偶以获得社会和情感层面的支持，而友谊沦落到了次要的地位。
约翰·卡罗尔在一家男同酒吧遇到了他的柏拉图式伴侣乔·里维拉，他把这种恋爱关系描述为“一站式购物”。人们期望将情感支持、性满足、共同爱好、智性刺激和和谐的共同育儿等要求堆进同一辆购物车。
52岁的卡罗尔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专家们也有同样的担忧。心理治疗师埃丝特·佩雷尔（Esther Perel）写道：“当我们把所有的亲密需求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时，我们实际上会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在这种对恋爱关系的期望下，如果伴侣在哪怕一个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也会无法得到精神上的缓冲。这种期望也扼杀了我们想象其他人如何扮演（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的能力，这些角色包括同居者、护理人或知己。
卡罗尔和59岁的里维拉挣脱了这种局限的思维。他们的生活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为了应对意外事件的即兴行为。2007年，卡罗尔发现他隔壁的房子正待出售。他给里维拉打了个电话恳求：“贱人，买下那栋房子，你吃完晚饭就可以步行回家了! ”里维拉不再需要每周数次开车横穿奥斯汀到卡罗尔家吃晚餐。卡罗尔是一名房地产中介，他已经为他的朋友填好了房子的合同。里维拉只需要签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