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的核心是同性友谊而非婚姻，会怎样？(6)

© Alchetron有两位知名女性将彼此而非丈夫视作自己的第一位，她们是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慈善家玛丽·罗泽特·史密斯（Mary Rozet Smith）。在亚当斯的卧室里，一幅巨大的史密斯肖像悬挂在壁炉架上方，这间卧室如今展出于芝加哥的简·亚当斯赫尔之屋博物馆（Jane Addams Hull-House Museum）。1890年，两人在亚当斯参与创建的开拓性聚居点初识，之后的40年里，她们的生活相互交织，艰难地度过彼此分离的时光。
在一次离别期间，亚当斯给史密斯写信说：“你必须要知道，亲爱的，我是多么渴望你，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已婚人士习惯同进同出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亚当斯独自旅行时，她有时会把那幅画带在身边。当这两位女性一起旅行时，亚当斯会打电话预订一张双人床。
报纸上不曾爆出丑闻。也没有人直接或含蓄地追问两位女性的性生活，她们也没觉得有必要创造一个标签来向旁观者解释她们之间的关系（而一个世纪后的韦斯特和蒂洛森却会这样做），像她们那样的同性亲密关系是被认同的。
这类友谊并不是女性的专属领域。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19世纪中期成为国务卿，他形容他最亲密的朋友是“我心灵的友人，我的快乐、悲伤和情感的伴侣，我最隐秘思绪的唯一分享者”。当两位男性离开达特茅斯学院去不同的城镇从事法律行业时，韦伯斯特很难适应这段距离。他写道，他觉得自己就像“失去配偶的鸽子”。
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也在他的自传中详细描写了他对友人们的深爱。道格拉斯写道，当他考虑逃离奴役时，“离开朋友的想法无疑是我不得不应对的最痛苦的一件事。他们对我的爱是我的软肋，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动摇我的决心。”
这类友谊给今天的人们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性生活吗？那个时期的作品，甚至是那些关于恋爱关系的作品，通常都缺乏对性接触的描述。也许有些人是利用浪漫式友谊的说法作为性爱关系的掩护。
事实上，一些学者怀疑某几对友侣发生过性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产阶级的白人友侣，他们无法明确断言这些友侣的卧室里发生过什么。尽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每一段友谊的确切性质，但很明显，这段时期关于亲密关系的相当不同的各种规范，使得那些在今天看来不同寻常的友谊有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