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的核心是同性友谊而非婚姻，会怎样？(5)

对于莱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rake）来说——她的研究方向是婚姻、爱与性——桑德曼的经历不仅是场悲剧，而且是不公的。由于友谊不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法律因此延续了这样一种规范，即友谊没有恋爱关系那么有价值。这种规范反过来又削弱了任何认为忠诚的友谊应该得到法律承认的观点。
但比如说，假如法律将友人纳入丧假或探亲假的范围，布雷克认为我们对哀悼这一行为的社会期望就会变得有所不同。人们也许就能理解，对桑德曼来说，失去赫布纳就等同于失去了配偶。
由于法律和社会规范都对她的情况没有优待，桑德曼觉得最能理解她的就是那些也有过亲密友谊的人。桑德曼提到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在倾听时格外专注。在一家超市的停车场里，他和桑德曼关掉汽车引擎，在车里坐了两个小时。她和他谈论赫布纳，为赫布纳哭泣。她的朋友说：“听起来她让你心碎了。”桑德曼告诉我：“那是第一次有人真正理解了这一点。”
亲密的友谊并不总是让人心生困惑、做出偏狭的判断。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是热情、忠诚的同性友谊的鼎盛年代，这种友谊被称为“浪漫式友谊”（romantic friendship）。美国和欧洲的女性们开始毫无自觉又热情洋溢地写信给“我的爱人”或“我的女王”。友谊纪念册（friendship album）在女性之间流传，她们在册子里写满了充满深情的诗句。
在艾米·玛蒂尔达·卡西（Amy Matilda Cassey）的友谊纪念册中，废奴主义者玛格丽特·福尔滕（Margaretta Forten）写下了一首诗的节选，其结尾是这样的：“美好的友谊联聚起整座天穹/因为天堂里的爱和友谊相同。”作家们围绕浪漫式友人的冒险和考验设计出各种文学情节。在1897年的小说《戴安娜·维崔斯》（Diana Victrix）中，伊妮德（Enid）拒绝了一位男性的求婚，因为她的女性朋友已经占据了她的追求者渴望的那部分生活空间。伊妮德告诉这个男人，如果他们结婚了，“你就得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位。但你不能是，因为她才是我的第一位。”这话和多年后卡米·韦斯特的发言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