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波：《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13)

以《绣荷包》为代表的名物、“女红”题材民歌，赋予物以特定的意象，进而以物寄情，因其对女性生活的生动描绘、女性情感的真切抒发、女性风格的肆意张扬与女性审美观的顽强展示，而成为民歌大家庭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殊类别，成为名物民歌、性别叙事民歌研究的样本。
民歌与戏曲，本是近亲，民歌与戏曲同源共生，徐渭《南词叙录》曰：“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村坊小曲而为之”，是对民歌与戏曲同源共生说的最好表述。

《南词叙录》
近现代民歌中，民歌与戏曲互动的情形随处可见，常见者如民歌改编唱述戏曲的内容，其中可以数量庞大、流传范围亦广的《十二月古人名》等为代表，《山歌抄本》中的近百首“纱窗外”组曲，则是民歌与戏曲、小说互动的罕见材料。从这些民歌中，可以了解民歌、戏曲、小说在某时某地民众中的传播接受情形，此类掺杂戏曲与小说内容的民歌，客观上也成为民歌史、戏曲史、小说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第四，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在文化发展演进的综合语境中，立足具体文献，兼及民歌传播接受的实际，讨论近现代民歌与方言、俗字、民俗等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
民歌与方言是近亲。民歌中的方言分为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两种基本形态，地域方言为民歌溯源和流转演变情形的梳理提供了便利，社会方言则赋予了民歌以强烈的“社会相”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