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一带一路”与拉美十国调研报告(14)

按照国际上对政府债务安全性的界定有两个关键性的临界指标：其一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60%，另一个是财政赤字占GDP的3%，这两个指标也是国际公认的“预警线”。政府债务低于这两个指标，通常就被认为是安全的，超出指标则意味着风险上升。
一方面这些拉美国家的增长放缓，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偿还债务，最终导致其货币贬值，又反过来使得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同样在1980年代初，由于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利率上升，这些因素的组合意味着拉美一些国家的国民收入不足以支付本息还款。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但是有附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私有化、削减公共支出、取消关税壁垒，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这种转变才是摧毁拉美工业化重要的原因。在此期间，拉美很多国家经历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结果是结束了该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周期，20年来经济增长基本上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指标下降以及大量抛售公共资产。到了1990年代末，拉美人已经受够了，开始选举左翼政府执政，这些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特别是南美洲国家，实施了针对穷人的公共卫生、教育和住房方案以及战略性产业的国有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显著上升，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下降。
在拉美经历了持续十多年的商品超级周期，直到2014年左右，拉美经济体表现强劲，即使在基础设施普遍薄弱的情况下，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增加导致公共和私人国内消费增加，实现了不俗的经济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宗资源性产品的周期性特征，让拉美再次饱受国际价格下降的挫折，从2014年开始，拉美地区少有国家逃过增长方式暴露的脆弱性，随之而来的是较弱的贸易条件导致拉美浮动货币对美元贬值，重重打击了原本已举步维艰的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平衡的恶化。结果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双高”，即公共账户出现大量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加上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过两年的负增长后，从2017年开始拉美区域才刚刚出现复苏的迹象。尽管如此，2018年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表现稍差，仅为1.2%，低于世界3.2%的平均增长率。
拉美这两次的经济动荡，或者是债务危机，与“一带一路”登陆拉美没有任何关系。
拉美近年来的糟糕表现凸显了该地区面临竞争力的挑战。除了包括劳动法规、重税、教育水平之外，他们把焦点集中在基础设施不足上。比如阿根廷基础设施的投资率长年来只占GDP的2%（他们希望在未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GDP的6%），投资不足才是提高风险抵抗能力与竞争力的主要障碍。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全景式地分析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的指标，认为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弱点是这一轮经济放缓的主要因素（另一原因是政府治理），特别是运输和港口基础设施质量低劣正在妨碍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