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80年代丨从《浪漫的黑炮》到《黑炮事件》：被“禁止”的女人(3)

图2（左为第一次，右为第二次）
但在最终觉醒前的漫长时间中，赵书信与女性是隔离的、淡漠的，尤其是他与厂党委副书记周玉珍，前者是“黑炮事件”的受害者，后者是主要推动者，“一边是谦卑、服从、将屈辱视为考验的孩童般的忠顺”，“一边是猜忌、武断、刚愎自用的家长式管理”尽管两者在矛盾中对立统一，但对周玉珍所代表的女性的“拒绝”也明显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是生理性的也是心理性的。周玉珍本不该是女性，黄建新对其进行的“变性”处理，或许正是通过委婉的“拒绝女人”的方式实现对小说中周绍文所代表的传统父权的反叛，将这一矛盾隐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政治冲突、解放思想带来的男女性别地位问题、传统知识分子的新时代困境等等矛盾之下，使其锋芒不过于尖锐，但仍能为人所知。
孩子不只是赵书信。足球场上踢球的热血少年、陈淑珍家的红领巾小女孩明明（如图4）、李任重与赵书信长椅交流时在一旁玩彩球的赤身小孩、最后玩多米诺红砖的两个小男孩。影片增添了小说所没有的孩子们，他们的存在一方面是在引导人们将赵书信与孩子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似乎也意味着“黑炮事件”这一发生在成人世界的乌龙事件，如果放在孩子的世界中或许根本不会发生，一来可以直接询问，二来不必追求非理性的理性解答，毕竟孩子的想法天马行空。因此，“黑炮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在当时所谓的成人世界，赵书信这样的“孩子性格”与生活浪漫主义的困境，这是现代化大潮中社会异化的表征。

图4（左足球场，右图小孩为明明）
二、女人
（一）周玉珍
影片中呈现最多的女性莫过于厂党委副书记周玉珍（如图5），四五十岁的小老太，细长脸，干练短发，眼睛不算有神但饱含关切，行为举止总是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即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各大影评论坛依然能看到关于该形象的批判或辩驳。她的初登场即是代表矿机械厂在警察局向调查人员汇报赵书信的情况。在贯穿全片的多次党委会议上，她尽己所能地发挥着职业赋予的怀疑本性，希望赵书信的任何举措都能有合大众情大众理的解释，提出了一颗棋子与一封电报的价值矛盾。她对非理性行为的理性的执着也是本片的核心之一。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原文本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女性，为了让“周绍文”更符合当时的女性气质，黄建新进行了多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