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报春花：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女性

博物学与帝国主义的共生关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探寻殖民地自然秩序的诉求契合了帝国主义建立全球秩序的野心。帝国博物学（imperial natural history）以“普遍”“客观”的西方科学话语体系重新建构殖民地的自然知识，为帝国扩张的资源掠夺和自然控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帝国博物学是科学帝国主义（scientific imperialism）研究的主要面向，在国内外学界日渐成为显学。然而，帝国博物学的叙事往往充满了传奇的探险色彩，体现着征服和掠夺的野心，与女性的文雅气质相悖，是男性的专属领域，女性的缺席似乎理所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帝国博物学网络的构筑不仅需要国家机器、学术机构、贸易公司和博物学家等，也需要底层的土著居民和奴隶，以及被边缘化的女性。在后殖民主义和性别视野下，对帝国博物学的研究从偏重探险博物家的英雄叙事转向更丰富多元的学术主题，除了寥若晨星的女性探险博物学家，更多的女性角色也浮出水面，她们以多种方式成为帝国博物学网络的行动者，并作为隐喻和象征出现在殖民主义叙事中，体现了帝国主义与父权制意识的内在一致性。
在此，主要以十八、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博物学网络为例，大致探讨下其中的女性角色，也会涉及少部分其他欧洲帝国或更早期的女性。
英格兰的报春，英帝国的女儿

图一《来自英格兰的报春花》一八五五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了爱德华·霍普利（Edward Hopley）的油画作品《来自英格兰的报春花》（图一）。这幅画作的主角是一盆来自英格兰的野报春（Primula vulgaris，中文里经常称为欧洲报春或德国报春），这种常见的英国野花跟随前往澳大利亚的殖民船只颠簸数月，漂洋过海出现在殖民者眼前，随即引发了画面中的轰动场景：一盆开得正好的报春花被围得水泄不通，吸引着众人欣喜而激动的目光，门外人潮涌动，都只为一睹芳容。一八八七年五月，另一位英国学院派画家埃德温·隆（Edwin Long）在伦敦一艺术馆展出了《我们帝国的女儿》组画，总共有二十幅油画，涵盖了十五个地方，包括不列颠群岛的爱尔兰、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大英帝国的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澳大利亚、牙买加、印度等，它们都是帝国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