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报春花：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女性(8)

有趣的是，诺思的思想矛盾重重，她受益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浸润着帝国博物学的野心和白人的优越感，却哀叹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她拒斥传统的女性角色，却又反对女权运动。同时期的德国博物学家阿玛莉·迪特里希（Amalie Dietrich, 1821－1891）极不寻常，她受雇于德国汉堡一家博物馆，是该馆十位职业采集者中唯一的女性。迪特里希经历了婚姻的破裂后独自抚养女儿，依靠标本采集营生。她在澳洲昆士兰地区采集了十年，包括三百五十种植物的两万多份标本，还有成百上千的蜘蛛、昆虫、鸟类和爬行动物标本，常常自己猎杀动物，并学会了动物剥制标本技术。这在女性博物学家中实属罕见，且不论大部分女性只活跃在被认为适合女性的植物学，就算热衷于鸟类、昆虫和其他动物的女性，往往也是依靠男性（本地猎人、欧洲博物学家或采集者等）提供标本，而不是自己去猎杀或剥制。
例如跟随丈夫移居印度殖民地的伊丽莎白·格威利姆（Elizabeth Gwillim, 1763－1807）绘制了大量印度鸟类，也收集了一些标本，但所有标本都是本地村民和猎人提供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跟随博物学家去殖民地探险的模范妻子。一是伊丽莎白·古尔德（Elizabeth Gould, 1804－1841），著名鸟类学家和出版者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之妻，身为人妻和母亲的十二年一直在怀孕生子，以及为丈夫的鸟类画册绘制插图，在生下第八个孩子后因产褥热去世，年仅三十七岁。伊丽莎白曾跟随丈夫的考察队前往澳洲收集鸟类标本，尽管她在澳洲期间怀孕生子，依然绘制了大量鸟类和植物画稿。她最终只完成了《澳洲鸟类》中八十四幅插图就去世了，但她绘制的大量澳洲植物被继任的画家反复用作鸟类插图背景。除了这次远航，伊丽莎白大部分时间都在对着丈夫从国内外收集的标本绘制图像。另一位是安娜·福布斯（Anna Forbes, 1855－1922），最初远赴殖民地是为了嫁给博物学家亨利·福布斯（Henry Forbes）。
在抵达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不到三个星期、婚礼也才过十天，她就不得不陪同新婚丈夫在远东群岛采集标本。不管是自我认知还是在丈夫眼里，她都是无知、顺从的妻子，甚至赶不上标本的重要性！她在得了疟疾后无法继续陪同他去采集时，只能被独自留守临时居住的小屋里眼巴巴等着，在帝国博物学背景下伟大的博物探险者和留守的虚弱妻子两者之间的地位差异不言而喻。从安娜·福布斯和伊丽莎白·古尔德身上可以看到欧洲白人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对丈夫无条件服从的一面，缺少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反思和挑战，更不会去质疑丈夫们所从事的帝国博物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