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报春花：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女性(6)

像她们这样的欧洲贵族女性成为博物收藏文化的重要力量，而旅居殖民地的女性，往往作为殖民官员或商人的家眷跟随，也会自己收藏或支持国内好友们的收藏，加入到欧洲的博物收藏热潮中。尽管她们并不会举枪狩猎，但乐于从当地人、博物学家或本地商店那里购买制作好的鸟类和其他动物标本，作为礼物或纪念品送给国内好友，为朋友的珍奇柜增加藏品。还有女性承担了这类博物收藏的绘画工作，如萨拉·斯通（Sarah Stone）就曾专门为阿什顿·利弗（Ashton Lever）的博物馆绘图，里面的藏品大部分来自殖民地，包括库克第二次和第三次航行带回来的物品，斯通参照动物剥制标本绘制了大量图像，尤其是鸟类。
另外，能够阅读的女性是旅行写作重要的读者群，而殖民时代的旅行写作免不了会涉及大量的殖民地博物学知识，以及征服和探索自然的传奇故事；还有远道而来的香料、药物、饮品、食物等产品，成为厨房和餐桌上习以为常的物品。这些物质和文化生活将女性带入帝国博物学的网络中，她们享受着博物学的战利品，并以此为傲，对帝国意识产生认同感自然不足为奇。
殖民地的优雅爱好和丛林探险
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科普畅销书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曾在一本书里坦言“探究博物学令人着迷”，女孩们沉迷于采集蕨类植物，用沃德箱栽培，她们还为拗口的植物拉丁名争论不休。金斯利所描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蕨类狂热”（Pteridomania）以及热衷于此的女性们，这不过是女性在博物学热潮下积极投身其中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她们活跃在博物学的方方面面，从茶余饭后的阅读消遣、画室里的博物绘画、乡间漫步时的自然观察和采集、精心制作的标本集等优雅的理性爱好，到协助博物学家的研究工作、科普写作、严谨的学术研究甚至丛林里的博物探险，都不乏她们的身影。在维多利亚时代“两分领域”（separate spheres)的性别意识形态下，女性难以进入学术性的“公共领域”，却被鼓励作为业余爱好者在“私人领域”里投身博物学，但有不少女性走得更远，远不止将博物学作为闲暇时的消遣。
在殖民地的女性移民不仅同国内姐妹一样成为博物学文化的积极分子，也借助殖民地自然环境的天然优势和殖民扩张提供的便利，为帝国的博物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比较成熟的殖民地，欧洲移民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圈子，有钱有闲的殖民地太太们在闲暇时光继续像国内女性一样参加博物学活动，但不同的是，她们借助殖民地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即使在自家花园及周边也能轻而易举接触到欧洲博物学家未曾描述的物种。她们与国内的博物学家通信，接受他们在博物学上的指导和指示，观察、描述、采集殖民地的植物，将标本寄送回国，为帝国博物学提供研究新材料和信息。如同在国内一样，植物学是殖民地女性最活跃的领域，先后跟随丈夫前往加拿大和印度殖民地的达尔豪西伯爵夫人（Lady Dalhousie, 1786－1839）及其植物学女友们很有代表性。伯爵夫妇在国内拥有大庄园和温室，引种了大量异域植物，其中不少是伯爵夫人从殖民地运送回国的。她与时任邱园园长的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保持良好的通信，除了自己采集标本，她还将胡克的采集指南分发给朋友们，她们为胡克《英属北美植物志》贡献了大量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