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报春花：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女性(7)

伯爵夫人跟随丈夫从加拿大辗转到印度殖民地后，继续采集标本，在一八三七年曾将自己的东印度标本捐给了爱丁堡植物学会，夫妻两人还为胡克的儿子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印度植物学考察提供了大力支持。胡克父子都与女性博物学爱好者们保持了良好的通信往来，让她们在殖民地采集和引种植物。十九世纪南非殖民地的欧洲女性也将博物学作为文雅的智识活动，玛丽·巴伯（Mary Barber, 1818－1899）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广泛涉猎植物学、鸟类学、昆虫学等博物学领域，与达尔文、植物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和约瑟夫·胡克保持了良好的通信往来，为他们提供标本和种子，绘制植物插图。巴伯一直跟随家人或男性亲戚，在自家花园或钻石矿区探究自然、采集标本，靠非洲本地人为她采集动物标本。
殖民地的欧洲太太们还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了植物从宗主国到殖民地的反向传播，正如前文的报春花，欧洲植物让殖民者感受到身处家乡的亲切，井然有序的欧式花园与野蛮危险的本土自然景观形成对比，彰显了帝国的文明和秩序，以及欧洲女性的文雅生活。
比起富足闲适的殖民地太太们，还有少数女性摆脱了传统的性别桎梏，不再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像男性探险博物学家那样披荆斩棘，深入丛林去探索未知的自然世界。她们对博物学的追求远不止于娱乐爱好，而是毕生的事业，甚至以此养活自己或家人。当然，她们的博物探险得以实现离不开殖民扩张创造的有利条件，尽管身为女性，殖民者身份依然使她们在与本地人接触中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她们会雇佣本地人当向导、猎手、背夫或保护者，会从殖民机构或官员那里获取庇护，与身处异国他乡的男博物学家或其他男性同胞建立联系，得到他们的陪同、保护和支持。博物画家玛丽亚·梅里安（Maria Merian, 1647－1717）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南美洲苏里南探险可谓是博物探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梅里安母女自掏腰包，在一六九九年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前往荷兰殖民地追逐自己的博物学梦想。
她在苏里南待了差不多二十一个月，深入热带丛林中采集和绘制动植物标本，回到荷兰出版了《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1705），并开店售卖标本。梅里安虽然不像大部分男性博物学家受雇于一些机构，但她的远航得以实现必然离不开荷兰的殖民扩张，而且她也并非出于纯粹的科学旨趣，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尽可能去搜寻奇异的物种，发掘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如食用和药用植物，以及产丝的蚕。十九世纪的博物画家玛丽安·诺思（Marianne North, 1830－1890）是维多利亚时期探险博物学的女性代表，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热带地区，探险途中完成的八百多幅博物绘画在邱园的诺思画廊永久展览。终身未婚的诺思免于家庭生活的桎梏，丰厚的遗产和从小跟随父亲的旅行经历，以及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博物学网络，都为她自由而独立的博物探险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