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报春花：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女性(9)

结语
在帝国博物学网络里，殖民主义比性别因素对女性的博物学活动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女性也并非对帝国主义中的父权制特征完全没有意识，例如她们偶尔会挑战男性同行，争取自己在科学中的认可度；她们也可能会摈弃优渥的生活，逃离家庭束缚，到丛林中艰苦跋涉。与此同时，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为女性权利抗争，还有的女性也在抗议与殖民主义相伴的奴隶贸易。然而，她们的这些抗争从未延伸到科学帝国主义这个层面。殖民扩张在现实层面上确实扩展了女性的生活，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智识生活上都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尤其对那些远走他乡，在殖民地旅居或探险的女性，如果没有殖民扩张大部分女性都很难走出国门，更不要说深入丛林去探险。不管是在宗主国还是殖民地，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帝国博物学，女性的博物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仰仗帝国力量。
因此，她们对科学帝国主义的认同不足为怪，尽管她们依然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科学权威们也很少将她们当成与自己平等的同行。当时有不少女性科普作家出版各种普及性的植物学或博物学畅销书，影响力巨大，以至于引起了男性植物学权威的警惕，他们唯恐这些女性会威胁到这门科学，渴望将植物学打造成一门男性的严谨科学，使之与“作为女性娱乐”的“浮浅知识”区别开来，实现植物学的现代化和去女性化（defeminization）。然而，在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女性并没有像这些畅销的科普作家一样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或威胁，她们更多的时候以业余、生活化的方式在参与博物学，在帝国博物学史册能留名的女性寥若晨星。换言之，帝国扩张的确为女性参与博物学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但她们终究处于从属地位，在科学的外围，难以与男性同行平等对话，如此边缘的地位无疑又将话题引向了性别困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欧洲女性，殖民地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处于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最底层，她们在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角色更加难以被“看见”。除了偶见于博物学家们的叙述，她们自己很少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博物学家在异域的自然探索离不开当地女性的本土知识，尽管博物学家很少会承认自己的知识来自她们。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欧洲殖民者攫取的资源，作为劳动力、性服务者和生育工具，博物学家往往也是同谋者。约瑟夫·班克斯在塔希提岛的风流韵事并非探险博物学家的个案，种植园的医生通常也是博物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黑人女奴的身体，她们不仅作为重要劳动力，也成为保障奴隶人口增长的生育工具。博物学家甚至将其他种族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解剖学家居维叶就曾将非洲妇女萨拉·巴特曼（Sara Baartman）定义为介于人类和猴子的中间物种，解剖了她的尸体，并将她裸露的正面和侧面全身像放进了《哺乳动物博物学》（1824）里（图四），而她生前也只是作为畸形秀表演者在伦敦和巴黎被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