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镜》滑铁卢：黑镜成为自身的反面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6)

《白熊公园》
相比之下，《黑镜》第四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淡化了社会维度。《方舟天使》与《黑色博物馆》分享着相似的内在前提：其核心技术预设已被舆论审判为“非法”，被社会所抛弃，由它而生的悲剧仅仅是遗留下的不幸个案。《方舟天使》中植入家长操控系统的女儿是同学中的“另类”，而本可相安无事的母女关系，却终被单亲母亲无度的控制欲破坏了。技术本身是无关痛痒的，因为窃听器、摄像头、甚至偷看日记都可以毫无影响地替换掉“方舟天使”这个叙事要素。后者的功能，仅在于激活了某个古老的《十日谈》式命题：人的欲望是自然的，过度压制只能导致反弹。《黑色博物馆》也将叙事主线坐落在个人复仇之上。在剧集故事发生之前，联合国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已经判定海恩斯所兜售的技术非法，而他在失业后建立的黑色博物馆再度受到公众抗议，这令他完全脱离了社会，扮演孤僻、病态的“疯狂科学家”角色。
因此，女孩尼什的到访、倾听与复仇，是整个事件结束后的余波，也是孤胆英雄式的个人行动。清晰的善恶二元对立，一方面令复仇安全畅快，另一方面却大大减弱了社会批判的力度，使得故事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与现实脱离了关系。
集体性的社会层面模糊与退场，个人的选择跳脱出来、成为左右一切的巨大力量——其他四部剧集也不约而同地分享着这个症候。曾被视为典型反乌托邦叙事的《黑镜》系列，在此悄然消解了它的反乌托邦维度：在《一九八四》与《美妙的新世界》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几乎是通例的基本情节架构，即稳定的权力秩序通过压制反抗行为而再度封闭——这也令反乌托邦小说显现出它最为绝望、最具深度和批判性的一面。正如福柯关于权力的精妙论断，“权力关系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前者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性经验史》，米歇尔·福柯 著，佘碧平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在没有另类选择的封闭社会中，抵抗只能是对权力的验证，并没有通向彼岸的希冀。
第一季第二集《一千五百万》完整地展现了这个过程：愤怒的男主角试图以自杀威胁来对抗选秀节目的虚伪和欺骗，但最终他的控诉本身成为了一场被消费的现场秀。然而回到《卡利斯特号飞船》，女程序员娜内特·科尔的意识副本不甘于被戴利统治，她策反了戴利飞船上的其他意识副本，飞向虫洞慨然赴死，却因此获得了自由，而戴利的意识连同他的修改也因此被系统删除（又一次惩恶扬善）。不管我们如何担忧这些意识副本的未来生活，坐在舰长位置上发号施令的娜内特用一抹微笑告诉了我们答案——他们接受了这个新的世界并充满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