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麿里笔下“少女”和“母亲”的困境——从《那朵花》到《爱丽丝和特蕾丝的梦幻工厂》(7)

当代日本“少女”和“母亲”的意象
那么，我们该怎样在2000年代以后愈发兴盛的日本御宅文化中去定位冈田麿里，这样一位随这一趋势成长起来的创作者呢？
2000年代日本的“美少女”、“萌系”风潮中，就像Key社和Leaf社等游戏公司作品的人气所象征的那样，一种去“拯救怀有心灵创伤的柔弱孤独少女”的意象得到了大众追捧。批判的观点认为，这是1995年后的日本经济不景气和就职冰河期导致很多男性没法实现自立，无法找到恋爱和婚姻的对象，因此他们期望通过这种叙事来虚拟地满足自己“父权为长”的意识。而另一面，就像漫画评论家伊藤刚和漫画家竹熊健太郎所主张的“消费者有在向女性一方代入感情”，这也可以看作受到社会残酷压迫的男性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女性化，将自己的情感代入了柔弱女性，实现了自我同一化。
让一个实际上经历过家里蹲和拒绝上学，心怀阴霾，存在交流障碍的“当事人”去刻画这种类型的少女，可以说是极为利于实现说服力和逼真度的。当事人在回应大众想要消费这种类型少女的欲望的同时，也让当事人获得在作品里表达自己不吐不快的心情的机会。在基于消费者们的欲望，去回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去利用它，脱离和解构它，来主张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可以说冈田的创作轨迹正是基于这种来回互动的过程。
然而，去回应这种对“少女”性的消费欲望，对于当事人的自己来说，不会很痛苦么？对此，冈田在自传中这么写道：
“当然客观上，我那个时候还是少女。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自己当时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少女这种存在往往是与这个词的音色之美妙相似，是一种轻柔纤细的，体现了某种一去不复返的梦幻般的存在。我无法将被贴上‘拒绝上学的坏孩子’这个标签的被污染的‘自己’代入到这个定义里。我既是拒绝上学的坏孩子，也是一名少女。记得当某日理解了这一事实后，我的心情就出乎意料地变得很轻松起来了。”
对于冈田而言，正是意识到了眺望这种虚构的“少女”意象的视线，才让自己轻松了起来。可以说，这里的微妙心情也是属于她个人的。
与此同时，“母亲”也与“少女”一起成为了2000年代御宅文化的特权式意象之一。
御宅文化本身就与“母亲”这一符号有着紧密联系。这是因为御宅文化本身就充满溺爱、退行，不是走出外面的世界进行战斗，而是退避在温室里自我安慰的文化。男性消费者们追求的理想角色，外貌是可爱的少女，内心却是一个很照顾自己的“母亲”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