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和我”故事背后：我们对财富的渴慕，如何走向扭曲(4)

财富故事里的传奇主人公，从来都是社会的少数，但在大肆传播中，他们成为了人人可效仿的主流模板。人们一方面在财富故事的对照下，不断反刍着“贫困感”；另一方面又在成功学的鼓噪下，产生“我也能够像他一样有钱”的觉知——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时，人们一边马不停蹄地追逐财富、积攒财富，另一边贫困感却不断增值，愈演愈烈；贫困感不断驱动着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可财富累积与巨富阶层的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惑……由此形成一个永动机般的恶性循环——明明变有钱了，却还是不幸福。
“少爷和我”：金钱的人格化
很多人并非不知道一些大道理，比如“钱是赚不完的”“人比人气死人”“幸福并不是由多少钱决定的”等等。但在真实生活中，他们还是愿意以贫困感为驱动，尽可能去赚取财富，本质上是因为当今社会的评价体系，很难找到“人格=金钱”这个等号右边可替换项的最大公约数了。
换句话说，有钱的就是“少爷”，没钱的自甘为“老奴”（包括职场中的“社畜”），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评价体系。人们哪怕无法成为万柳书院的住户，也会尽可能让自己比身边的人更有钱，以期在自己的小社交圈里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每个圈子里都有自己的“少爷”。
对有钱人的崇拜，并非古已有之。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考察。他发现，从公元30年到18世纪下半叶，社会舆论会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为身份低下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它们向世上不幸的穷人传达了三个观念：其一，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理应赢得尊重；其二，在上帝看来，世间的地位并不代表任何的道德意义；其三，从任何层面看，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们冷酷无耻，而且终归在即将到来的无产者正义的革命风暴中灭亡。”在这个时期，富人是有道德瑕疵的群体，他们不被尊敬。

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开始，公众对于富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涵义……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