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用毕生谱写中国战歌|不远万里：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1(13)

抵达纽约后，史沫特莱为她所见到的战时美国而感到振奋—1942年的状况已与1934年大为不同。战争把妇女带进了劳动大军的队伍，为人们提供了近乎充分的就业机会。1934年她认为只能通过革命手段获得的社会变革，例如种族融合、妇女经济独立、工会参政，到了1942年，似乎正在和平地实现。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史沫特莱认为她可以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争取美国的支持。她同一些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机构保持接触，并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30年代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J. B.鲍威尔等（在她看来这两位“中国通”有可能使美国接受在中国支持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主张）成为密友。除此之外，她还尝试通过给杂志撰稿来改善生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她很快遭到了现实的打击：史沫特莱在《读者文摘》撰稿，介绍中国的战争现状，一次次被编辑要求修改加工，一篇篇文章均被退回，而她即使债务缠身也断然拒绝。
史沫特莱说：“只有公众面对严酷的事实，才能懂得在中国处于危险境地的究竟是什么。” 直到1943年早春，史沫特莱能够成功发表的文章也寥寥无几，她也意识到再继续批评蒋介石，无异于是“财务上的自杀”。但她没有气馁，她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里耶特 · 比彻 · 斯托为榜样，暗自下定决心，“要像她那样战斗，失败来临时就接受失败；而失败正在来临” 。
那时的史沫特莱没有想到的是，在历经挫折坎坷后，她的春天即将到来。1943年7月，无法负担在纽约的生活费用的史沫特莱受邀免费居住和工作在雅都。那是一个专门接待有创作才能的艺术家而得到一个基金会支持的度假村式庄园，她在那里结识了各界名人，并能够安心写作。9月初，《中国的战歌》终于出现在纽约全市各家书店，得到了《时报》《论坛报》《新闻周刊》《纽约客》等多个刊物的载文称颂，这些积极评论代表着从左派到右派的各种政治色彩。从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她开始了在纽约、波士顿、得克萨斯、曼哈顿等多地的演说旅行并大获成功，被报纸评论为“她要比一部惊险电影更能激动人心，她比沃尔登啤酒更能令人陶醉”。在演说中，她着重叙述了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的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作出的英勇牺牲。她还吁请听众审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种族歧视因素。
她说，中国人是在为摆脱一切外国而不仅仅是日本的统治而战斗。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国人都认为，由于和同盟国家一道进行反法西斯的战斗，他们已经争得了平等对待的权利。所以他们希望战后，所有的外国会放弃他们在中国的特权，而恢复国家的真正主权独立。在这次旅行后，史沫特莱已经在美国大多数听众面前证明了她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与此同时，她也在筹备着朱德传的撰写工作，并在旅行结束后开始为中国救济联合会的援华理事会开展各种筹措资金的活动。总而言之，1944年的夏季对于史沫特莱是一个异常丰产而愉快的夏季，她由于《中国的战歌》和巡回演说的成功而心满意足，更在雅都得到了写作的平静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