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美国普罗米修斯“波粒二象性”式的胜利与悲剧(2)

在奥本海默人生的胜利和悲剧之中，本片正呼应了我们身处的这个矛盾、混杂、进步与后退共存、繁荣和自毁相生、迈向混沌不清的链式反应的时代——也标志着一个执着于影像和剧院（Cinema）的伟大电影人的诞生。
褪下技术霸权主义面纱的诺兰
疫情期间上映的《信条》被寄托了“救市”的期待，却意外成为诺兰职业生涯较为失败的一部作品。近十年来，诺兰的电影创作形成了三个主要特征：高概念技术奇观和创意性文本结构，如《盗梦空间》的多层梦境设置，《星际穿越》的黑洞和五维空间，《敦刻尔克》的三重时间维度，《信条》的正逆双向时空共存，影片所有的环节都为实现高概念“点子”服务，为观众营造视觉奇观，为商业电影创造卖点；简单、纯粹、直接，并不复杂，偏男性色彩的情感内核，如《盗梦空间》的鳏夫悼妻爱子，《星际穿越》的父女情谊，《敦刻尔克》立足于个体的“回家”实现家国同构，《信条》中塑造的不太成功的母女和战友之情；以包豪斯主义为溯源的现代工业美学，冷峻、精致、极简（乃至笨重）的视觉风格，从影像（胶片IMAX）到声音（各种先锋的“声效”式电影配乐实验）都追求极致的“影院性”（Cinema），坚持电影必须在电影院才能实现其本体性——
三位一体，可称之为诺兰独特的“技术霸权主义”：电影被确认为工业品，文本被要求如技术一般准确和工具化，减少模糊性和多元阐释的可能，对人类情感世界进行直观的理性主义呈现；这也是诺兰始终没有被完全当作“作者导演”的原因，《信条》这样的作品就充分展现了在技术霸权思维之下，诺兰在文本蕴含和思想深度方面的短板。

《敦刻尔克》剧照因此，《奥本海默》的“横空出世”首先是诺兰对自我创作风格的主动革命。《奥本海默》作为历史传记片如《敦刻尔克》一样摒弃了对“高概念”的幻想，更进一步也放弃了《敦刻尔克》中探索三种不同时间维度的影像同步这一概念式的文本炫技，而是真正在传记写作和历史叙事框架下，构建了目前这一套以奥本海默个人经历顺序为三幕剧主线，以当代“影像格式的论文”的论述性为基底，穿插多重时间维度的精巧剧作。尽管诺兰个人文本炫技的特征依然存在，但这些熟悉的碎片化叙事、时间线的错乱穿插、彩色/黑白影像的符号式对立等设计，前所未有地都是为了叙事、人物、议题而服务的。这也使得除了备受关注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实拍”场面（先视觉后听觉的技术处理颇为巧妙，是独属于影院的绝佳感官体验）之外，诺兰同样基本放弃了对“视觉奇观”的偏执，这一冒险性质的举动实际上是将诺兰一以贯之的“影院性”美学追求转换了服务对象，“如何让IMAX拍摄对话文戏也能发挥特长”成为诺兰的新诉求，这就要求曾经负责视觉奇观的最高规格的影像、声效、表演回归到叙事和人物，回到柔软的人文主义关切，回到人类广袤深邃的精神世界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