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美国普罗米修斯“波粒二象性”式的胜利与悲剧(4)

与纳粹争夺原子弹首发权的爱国主义叙事固然是美国原子弹故事的基调，也是电影中间一个小时的主要内容，紧张的节奏把控和优秀的氛围塑造也将观众的情绪烘托至高潮，但这一“胜利”之所以要大书特书，是为了更浓墨重彩地呈现奥本海默后来的“悲剧”：各方意识形态力量如当代法国理论家朗西埃所期待的那样，都汇聚到这样一座影像格式的“环形剧场”里来了，听证会，质询会，广场演说，一切的形式都构成了一场对话性的意识形态对决，奥本海默甚至都意识到哪怕他作为“原子弹之父”，一个人面对宏大的意识形态战场也是无比渺小的。
奥本海默的“悲剧”，在于他既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美利坚爱国者，又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共产主义同情者。秉持“国家对你怎么样，你就对国家怎么样”、背弃了纳粹德国的爱因斯坦劝他离开美国，他油盐不进，始终坚持“我爱这个国家”，欧洲留学毕业坚持要回国为美国带来量子力学，爱国主义的热忱支撑着他越过曼哈顿计划的艰辛；然而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质疑奥本海默“亲共”，对其实施麦卡锡主义迫害也并非毫无实据，尽管从未加入过美国共产党组织，但他的亲人、情妇、妻子、朋友、学生，几乎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物都与共产主义密切相关，他本人也一定程度上认同共产主义理念，在学校为工人活动提供场地和庇护，为西班牙内战捐献资金；在理想状态中，两种信仰是可以自洽而共存的；在二战之中，凭借自己的重要性奥本海默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庇护空间；然而在冷战阴云和麦卡锡主义的恐怖下，奥本海默陷入了必须站队的对立极化状态，他要么是一个爱国英雄，要么就是一个可耻的叛国者，再也没有了中间地带。
你死我活的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之外，更为复杂的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道德伦理争端。奥本海默受到调查的最初起因，是他一直反对氢弹研发和军备竞赛的立场，与其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政治地位之间的身份冲突，导致他的“安全许可”被吊销：美国政府以前能容忍奥本海默的亲共历史，也是因为在双方在曼哈顿计划上目标一致；而一旦奥本海默开始反思核武器的道德伦理问题，在核政策上不与当前政府意志同步，那么他之前所获得的“包容”自然消弭。于是在核政策问题上，奥本海默站在了更加尴尬、更加里外不是人，几乎没有支持者的“中间”立场上：他既不像部分科学家那样对核武器全盘否定，他决心造出原子弹，敢于按下实验按钮，也并未参与部分科学家反对广岛核爆的联名，而采取了沉默、默许的立场——“如果我们不使用它，人类就不会知道它有多可怕”；可他也不站在积极筹备核武器竞赛的政府一边，被杜鲁门视作“Crying baby”，被刘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