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美国普罗米修斯“波粒二象性”式的胜利与悲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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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本海默》中，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刘易斯·斯特劳斯。影片借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刘易斯·斯特劳斯之口，指出奥本海默加入曼哈顿计划不仅是因为爱国和身为犹太人对纳粹的仇恨，而更多的是爱出风头，想做“原子弹之父”，想成为名人满足自我的“天才”预期，是因为自大到不会允许德国人领先于他。影片末尾更是连续两句对奥本海默直白的拷问，一是调查官罗布问道：“为什么广岛之前你对使用原子弹没有道德顾虑，广岛之后你就突然对使用原子弹有道德顾虑了？”二是妻子凯蒂在听证会结束后的总结：“你以为你故意忍受迫害装出一副忏悔的样子，世界就会原谅你吗？”也就是说，诺兰对奥本海默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游移和最终成为“受害者”的悲剧，提出了一个相对冒犯传主的颠覆式解读：奥本海默很多时候并没有想明白自己的处境，因此也给不出明确的立场判断，他最后的遭遇更有可能是主动的“咎由自取”。
首先，奥本海默在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前始终对原子弹的威力估计不足，影片中科学家们下注竞猜TNT当量，他是下注最小的那个；也因此在试验成功之前，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原子弹的破坏力，才让个人事业的野心占据了上风。广岛核爆之后，他产生了基于事实的愧疚感，但过于自大的人格让他试图将所有的道德责任都一人揽下，直到杜鲁门总统刻薄地表示“人们只会记得是我下的命令，我手上才有血，不会管原子弹是谁造的”，才让他从骄傲自负的光环中些许惊醒——自己只是一个用完即丢的政治工具，“原子弹之父”不代表他有决定如何使用原子弹的权力。其次，奥本海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严肃性认识完全不足，他不加入美共是为了不负责任，也没有意识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严酷性。他单纯为了保护朋友，在“谢瓦利埃事件”中处置不当，导致在听证会中无力辩驳，断送了胜利。
更深层次的解读在于，我们也许根本无法确认奥本海默是否真的对使用原子弹存有道德顾虑，是否真的心生愧疚：一方面，妻子凯蒂的理解是奥本海默在刻意地忍耐莫须有的政治迫害，希望做一个“烈士”，从而忏悔自己开发原子弹的“罪孽”；但另一方面，刘易斯·斯特劳斯就认为，恐怕奥本海默内心根本也没有什么道德顾虑，他是故意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殉道者”，来化解部分民众和同仁对他核武器立场的不满，希望获得世界的“原谅”，从而依旧能做万人敬仰的天才，满足他本质的骄傲自负——斯人已逝不能做诛心之论，但诺兰确实提出了一个能解释奥本海默所有行为的完美答案，而这个答案其实是一反他过去坚硬的理性立场而颇具诗意和感性色彩的，一如刘易斯·斯特劳斯处心积虑要打倒奥本海默其实也并非基于理性的立场或利益，而仅仅是维护他个人可笑的尊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