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10)

首先，必须克服技术性/技术治理和政治性解决方案之间的截然划分——但不是简单地被消解。相反，它们彼此依赖：技术专长以政治和社会合法性为基础，就像政治解决方案依赖于技术专长一样。如果不将技术和技术治理的解决方案假定为非政治性的，那么它们的政治影响和效果可以被更清楚地加以处理和讨论。
第二，描述这场疫情的政治和社会层面需要重塑对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理性信念，与对这些措施的非理性反对之间的明显对立。这样做可以促使双方进行对话，以防止他们进一步疏离。（当然，这并不是指激进的和极端主义运动。）它还可以有效防止“反叛的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援引人权和自由来支配政治领域”的假设（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10）。相反，强调技术性、技术治理和理性的解决方案的政治层面有助于重新获得这些参照点。人权作为一个参照点，特别是为强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联系创造了一个基础。在那些利用公共利益来压制个人利益，以至于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人权也有助于率先产生这种联系。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确保实现人权。[5]
第三，任何可行的疫情防控方案都不能简单地无视个人利益而支持公共利益，或者反之亦然。相反，必须维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投入和输出的合法性）之间的张力，以平衡和调和这两者，以至于不会忽视掉任何一方。在疫情期间保护公共利益可能确实需要对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它保护了某些个人利益（如健康），也抵制了其他利益（如不戴口罩或或朋友见面）。
同时，界定和保护公共利益必须是一个包含多元化的个人利益和声音的广泛讨论的问题。有各种（有时虽然是困难的）措施可以实现这一点。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在制定新冠病毒防控措施和决策方面的高度透明（这也有助于沟通与新挑战有关的试验和错误）。这些措施亟需包括强有力的地方性对话、包容和合作议程，以加强个人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包括对社会其他团体和公共利益）。措施还包括国际和全球合作，[6] 以及为个人在地方层面上被要求表现出的那种团结和责任感的产生树立起榜样。最后，措施必须包括考虑公共利益的多元化。除了公众健康，还包括人权、体面的生活条件和性别平等，这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总之，这些措施有助于强化技术性、技术治理和专家的合法性与公共利益，以及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个人利益不会简单地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尤其是在涉及到（其他）每个人享有人权的时候。虽然它们也很重要的。如何权衡这些利益的问题不仅对当前疫情而言是一个挑战，也是对所有基于某种合法性的治理结构（governance constellations）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