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8)

在这方面没有简单的出路，但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个问题，为何不继续放出实验的能量，以便我们不仅能了解知识水平、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差异之间的复杂纠纷，还能同时将它们转化为实用的策略，从而发掘关于构建这些形势的知识。由于知识的调动极其有限，那篇文章的作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因为事实上迄今为止，实验空间被设计得相当具有防御性，从而导致实验空间的局限性，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合法化的逐渐丧失。这种合法性问题能越早解决，强韧的实验结构就能被越早地设计和制度化。只有在自上而下（top-down）的管控和自下而上（bottom-up）的社会实验文化同时展开的情况下，用于克服此类危机的强韧的实验空间结构才能成功实现。不仅在公民社会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这些都要以参与和合作的能力、意愿为前提。这需要相应的民主政策措施设想作为先决条件，以便在大流行面前从制度上确保实验性问题的解决。
那样的话，讨论“精细化技术治理”（verfeinerte Technokratie）就变得多余了。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新冠疫情的影响
作者：珍妮·曼德；译：彭家峰
作者简介：珍妮·曼德（Janne Mende），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家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全球治理、国际机构和跨国规范研究。
三位作者为讨论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政治以及技术治理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在下文中，我将讨论这场疫情的技术（甚至是技术治理）与政治层面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新冠疫情似乎加强了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冲突。因此，三位作者警醒地提及一种“脱离和反对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讨论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technocratic mindset）”（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2）。他们甚至勾勒出一种日益增长的紧张感，即“通过承认技术必要性来行使团结的‘理性的’人，与通过援引自由和人权来声称自己远离政治领域的有点鲁莽、叛逆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10）。
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这场疫情突显了技术/技术治理和政治层面之间划分的狭隘限制，而且乍看起来似乎还强化了这一的划分。这反而显示了经常使用的“技术统治论”一词的局限性。这个词通常意味着效率和——更重要的是——非政治化。
应对公共挑战的技术性/技术治理解决方案和政治性解决方案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然而，新冠疫情生动地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技术性解决方案也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与疫情相关的预防、遏制和控制措施，应该是为了保护个人和全体免受病毒的侵害，有时甚至会违背个人意愿。这是大局观（greater good）的逻辑：公共利益可能高于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