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6)

在当下的疫情控制中，另一种生命政治学的逻辑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大部分时候，它主要存在于哲学评论中，很少被关注到：它就是生命系统（vitale Systeme）的生命政治学。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不同，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主要不是靠人口统计，还要在维持社会技术的功能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关注所谓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容量限制、脆弱性和瓶颈，例如交通、能源，或者是医疗护理。当下疫情的特点在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相互影响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随处可见的“拉平曲线”图表中，也许能最明显地观察到这一关系。除了一条明显基于人口科学假设的曲线，还有一条水平的直线显示曲线必须多平坦才能保证医疗卫生系统不过载。生命系统在这里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人口的“凌波舞杆”的角色。灾难阈值会通过人口的感染动态与生命系统的容量之间的交点清晰地展现。
就这点而言，不仅要保护民众不受感染，也要保护医疗卫生系统不被过多的病患数量压垮。按假设来说，人口层面的死亡率与医疗系统的容量限制直接彼此影响。人们的生命实际上依赖于像重症监护床和呼吸机这样的技术基础设施要素。这里的一个在交通规划方面同样著名的根本性问题为：如何能保证就算在高峰期也有足够的容量供使用——例如是否有足够的火车和高速公路空间？而差别仅仅在于，医疗卫生系统的拥堵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只是一些人上班迟到了。
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之间有多紧密的关联，还可以从大流行初期检测能力不足的关键性瓶颈处看到。知识基础设施从做检测用的棉签到实验室设备，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学的认知基础尤其关键。此外，至少在德国，卫生当局作为关键性基础设施，更确切地说是人口科学和流行病模拟系统的专家们，其作用在第二波疫情中得到突出强调。也就是说，当接触追踪能力过载时，模拟系统通常表明疫情会在人口中更快地蔓延。
简单几个例子已经可以表明，生命系统在疫情控制中成为了一个核心的——可以用拉图尔的术语来说——关注问题（matter of concern）。同样很清楚的是，生命系统与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借用普伊格·德拉贝拉卡萨（Puig de la Bellacasa）的表述来说，也一直意味着关怀问题（matters of care）。“容量限制”和“瓶颈”（bottlenecks）这些用词有时可能看起来太技术性，但就像一直在强调的那样，医疗卫生系统并不只取决于技术仪器，也取决于护理人员的专门知识（know-how）以及他们如何将那种关怀具体表现出来。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通常依赖于报酬很低的护理工作。这可能也是这场危机带来的一堂“哲学课”。就像在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feminist technoscience studies）中所实践的那样，必须同时考虑技术与关怀（Sorge），而不是像海德格尔一样将技术作为确定的——去-操心的（ent-sorgend, se-curitas）——现代性的命运（Geschick），与此在（Dasein）的原本为之操心的（sorgend）世界的开展（Welterschlieung）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