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4)

7. 常见的“日常口罩”（everyday masks/Alltagsmasken）技术被另眼看待，受制于各种不同技术方法的调整。它们的效用和功效起初被否定，然后在冗余的措施中被恢复。同时，它们象征着效率，代表着团结、默许或共谋，而被用于在“抗击疫情”的国家工程中。相反，卫生消毒技术以一种几乎无可置疑的方式实施，其基础似乎是赋予每个人以权力的公共卫生习惯。各种统计和控制技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受到质疑，这些技术仅为预先确定的技术目标提供信息和交流。
8.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技术圈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技术圈在进化和逐渐变化。它可以是我们协调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生活形式。此次疫情以微妙的方式使人不安，它可以颠覆既定的生活形式。正式任命、合同盖章以及做出承诺，以往人们都要握手，现在它正在被笨拙的手肘接触或礼貌的鞠躬所取代。家庭生活和邻里互动不再是围绕着“看见”（see），而是围绕着避开对方来重新组织。进入公共场合，人们不再期望一个人露出自己的脸。与1980年代的艾滋病（HIV/AIDS）或2003年的非典（SARS）经历一样，这些都不是反映新观点或新信仰的微小调整，而是深刻地重构人类关系。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性不是过去的样子。在新冠的新常态下，我们将如何面对彼此？
9. 结合笛福（《瘟疫年日记》）、加缪（《鼠疫》）或布莱希特（“Radwechsel”或“换轮胎”）的想法，可以将新冠疫情技治的情况，描述为被流放在家中和对现在缺乏耐心。失去未来和过去等于失去政治——它所留下的一切只是一种对必然性统治的反抗。在害虫、瘟疫和技术治理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为自己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权力，或者仅仅是以完全无视当前需求为代价。然而，没有必要从禁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监禁”，有可能将明显的禁令视为构成变革空间的限制。比如，保持社交距离是降低感染率的一种手段，同时，它可能是保持冷静和避免那种由狂热情绪造成悲剧的一种手段。我们想起了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他在1350年逃离佛罗伦萨的黑死病时发现了讲故事的乐趣，并打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
10. 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变革的希望，不能使世界走向一个减速、可持续和更公平的世界。它宁愿承担如下危险：通过承认技术必要性来实现团结的“理性”的人，与通过援引自由和人权来声称自己远离政治领域的有点鲁莽、叛逆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上升。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通过一种倾向于现有技术和管理选择的温和技术治理模式来缓解这种紧张——这种技术治理牢记：要想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方式，涉及到对现在和将来美好生活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