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5)

在一个由客观约束或技术必要性（technical necessity）统治的世界里，一个人看社会、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时，所发生的事情比乍一看要多得多。上述十条建议也一样。尽管意识到了不同的技术模式、替代设计和重组的机会，我们仍将注意力集中在需要做的事情上，这给任性的政治和自决领域施加了技术性的压力。如果我们是对的，困境在“新冠危机”刚被宣布之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
诚然，这种紧张关系在中、德、美三国和其他社会中的表现方式有相当大的差异。也许，紧张关系在中国被一个温和的技术治理所容纳，这种技术治理在公共美德和民族认同的意义上将技术必要性纳入其中。在德国，紧张关系导致维持一种纯粹的管理政治模式，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温和的不安和不羁的抗议已经导致美国街头的公开斗争。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种分析是否有助于揭示潜在的困境，在全球疫情技术圈中强调人际关系的重组，以及将注意力转向技术危机治理的微观政治方面。
注释：
[1] 本文从一个更长的待完成作品中摘录出来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评论。阶段性版本发表于：刘永谋，卡尔·米切姆，阿尔弗瑞德·诺德曼，李保艳译.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J].科学·经济·社会，2021，39(01)：10-21.
[2] 译者注：克里斯提安·德斯顿（Christian Drosten）教授，柏林夏里特（Charité）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被称为“德国钟南山”。2003年，他是SARS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之一，并且首批研发出SARS病毒诊断方法。
人口与生命系统，或：曲线与直线
作者：安德烈亚斯·福克斯；译：朱颖妤
作者简介：安德烈亚斯·福克斯（Andreas Folkers），德国吉森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主要从事环境政治、生命政治和STS研究。朱颖妤，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技术与哲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对Covid-19疫情大流行所做的哲学思考——我认为也包含社会学和科学史的角度——十分清晰且有说服力。因此，我不会在个别问题上耽搁时间，而是做一个短小的但在我看来是重要的补充。三位作者准确地谈论了人口科学（Bevlkerungswissenschaft）对当前疫情控制的意义。统计数字、彩色地图、曲线与模拟系统、指标与基本传染数，又一次向社会展示什么是“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福柯）。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人口科学的观点不仅被少数专家和政治决策者急切地吸收，也被受检测的民众热切地去了解。早餐时看一眼发病值和R值已然成为新冠危机时期的晨间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