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7)

管控与试验间的紧张地带：“精细化技术治理”的轮廓？
作者：史蒂芬·贝申；译：章亚菲
作者简介：史蒂芬·贝申（Stefan Boschen），德国亚琛大学人类技术中心教授，主要从事STS、现代社会理论和风险研究。章亚菲，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2014级硕士研究生。
在具有启发性的文章《新冠视角》中，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论点10中提出了民主理论方面的棘手问题，即严格的技术治理管控与一旁涌动的反叛的民粹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只能通过他们所称的“温和的技术治理”来调解。
文章中的论述清楚表明，我们的词汇及其所包括的正面对立的姿态，并不一定能缓和对危机相关问题的观点看法。事实上，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角度看可以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即新冠疫情问题在社会中到底是怎么样被讨论的，以及造成了什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独立且不同的观点在互相碰撞，刘永谋等人表达了他们的惊讶，“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论点6），也就是“大方案优化”（Grand Scheme Optimizing）范式。该模型以规避风险为原则，核心是基于人口科学范式，遵循这些前提来实行相应的专家治国（expertokratischen Governance）。这样看来，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危机应对的核心问题是危机时刻过度的技术治理霸权（technokratische Hegemonie）。
我强调一下，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霸权不存在，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论述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与新冠危机有关的问题。它体现了对国家治理的批评，但在文章的论点表述中，它并不能公正地对待激发危机的这些社会认知的复杂性。明确地说：有可能新冠危机首先是社会自我理解的危机，因为我们大肆讨论此次危机的词汇看上去有点奇怪的过时感。这些都有体现在用于描述大流行发生进程的分类和对比中，特别是在批判性地评估大流行遏制措施的成功或失败时。依赖于专业知识去治理国家这一事实成为背景，这种专业知识越来越动态地从根本上建立起来，而危机时期的动态瞬间还呈现出了另一个维度。这个对事实描述尽可能准确的追踪是一个准备好失败的试验，它在这里会成为一个管控问题，也同时展现为一个治理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谈论社会认知复杂性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潜在的巨大威胁和不确定性时，同时有待解决的不同协调合作问题的冲突性场景。和病情相关的现实问题有多严重？怎样最大化地减少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恰当的措施是什么？为了解决危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国家哪些应对危机的途径是合适的？知识不确定性直接转变为社会政治不确定性——反之亦然。同样地，知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差异也在成为讨论主题。由于室内也存在潜在的巨大危险，这种情况加剧了管控问题。一部分人对它大肆渲染（“被解放的居家办公中产阶级”），另一部分人否定它（“新冠反叛者”），最后一部分人则作为系统相关的人群在身体发肤地经历它（“深受病毒影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