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3)

3. 无论是微妙颠覆，还是暴力对抗，对需要做什么以及对替代办法的任何讨论，都代表着语域的转移，这超出保护大众免受病毒不受控制的传播之威胁的技术简单性（the technical brief）的范围。
4. 我们确定了三种技术范式或方式。“大方案优化”（grand-scheme optimizing）范式通过国家官僚机构以及19世纪的人口科学（Bevlkerungswissenschaft）唤起数字治理的程序。它将政治体的所有成员视为风险承担节点，它们的系统交互需要统一管理。而“拼凑满足”（patchwork satisficing）范式则利用许多不同来源的流行知识，这些知识不提供全面控制方法，但它们冗余地共同工作，以显著降低感染风险。因此，“拼凑满足”类似于公民科学（Bürgerwissenschaft）。第三种范式是“实时响应”（real-time responsiveness）范式：到处都是地方性分布的监测和管理，如消防部门那样开发和部署知识和工具——一旦发生疫情，“火灾”将被扑灭，传染链将通过“实时响应”而被切断。
虽然这些技术范式相互竞争，但没有被公开讨论。它们之间的竞争只有在优先事项发生变化、政策调整和各种行为者之间的责任转移时才能显现出来。
5. 这三种方式对应处理不确定性的三种实践态度。许多人更倾向于谨慎的一面，采取严格的风险规避策略（“大方案优化”），其他人愿意冒险，因为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并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性范围内（“拼凑满足”），而其他人则在一个实时反馈循环中修改他们的风险行为，该循环不断地评估所采取的措施和当前趋势（“实时响应”）。应对“新冠危机”技术框架的另一种“方法”是否认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真实性，人们可能会把这称为某种形式的“缺陷”——远离那些看到问题的人，从而在某些情况下远离社会主流。
6. 这三种方法也有不同之处：“大方案优化”回到国家的行政实践、热力学、气体定律、统计人口科学（Bevlkerungswissenschaft），特别是19世纪的情况，也回到一种特定的知识/权力统治制度，将克里斯蒂安·德斯顿[2]、安东尼·福奇以及钟南山这类科学家提升到国家名人和权威专家的地位。从科学技术研究（STS）、建构性技术评估（TA）、共同设计（co-design）、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角度来看，令人震惊的是，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虽然公民和“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贡献在“拼凑满足”和“实时响应”中显现，但这并不根源于关于在21世纪社会中广泛动员分配能力之最佳方法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