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2)

在欧洲和北美，新冠疫情有时被人称为一场压力测试（stress-test），而在中国，则被喻为一面“照妖镜”，贤愚美丑都在其中映照。这场疫情是对公众、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挑战，许多问题和特征都在其中被揭示出来。我们居住在社会-技术世界或技术圈（technosphere）中的方式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来自不同国家的3位技术哲学家，曾相聚于地处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通过收集显著的观察结果，在此提出一个总结性的观点，表明技术哲学与理解新冠疫情（SARS-CoV-2、COVID-19）及其各种应对之策的相关性。[1]
虽然比较了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但我们的目标不是确定其异同。公开的政治叙事已经广为人知，与记者、政治理论家和舆论领袖密切相关。在这些叙事中，解释规则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德国效率，以及美国的混乱和暴力状态。当叙事转向需要流行病学应对的一种技术挑战时，解释规则发生改变。由此视之，在不同国家看到的其实是同一类型行动的变体——相似的困境和调整，但得到不尽相同的应对。当技术管理（technical management）问题被放在第一位时，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替代方案是什么，如何协商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在人、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全部含义。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治理理论的词汇不足以打开社会约束（Sachzwang）或技术迫切性（technical exigency）的“黑箱”。
关于此次疫情的技术性和技术治理层面，当凝视全球范围内瘟疫这面照妖镜时，我们希望像哲学家那样追求一种自我理解。
1. 公众讨论的主要基调反映出一种技术上的、也许是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technocratic mindset）。据此，“新冠危机”是以技术和管理的术语来定义的。它要求对病毒和“指数级传播的逻辑”（logic of exponential spreading）做出有效的反应——如何使曲线变平，如何追踪和打破传染链，如何保持经济运行，如何调整医疗健康系统的能力。
2. 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通常强调文化传统和公共价值观的差异，因为这是他们常用的分析框架。作为技术哲学家，我们从技术行动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形势——看到社会努力应对疫情管控的重大实际问题，同时屈服、挣扎——甚至对抗——一种脱离和反对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讨论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