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诗歌拒绝成为点缀，他们有了一张张不同却又内在一致的脸(5)

卸下一切的他在纽约成为诗人。他改变了节奏和音色，扩大自己的乐谱，激动着、撕裂着、渗透着、重组着，贴近机器的呼吸摩天大楼的巨大气息和淹没大街的人群的困惑。我不是一个人，不是诗人，也不是一片叶子，他宣称，我是受伤的脉搏，从另一侧探测事物。
1932年7月10日，一个古老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带领一个大众巡回剧团前往乡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们演出塞万提斯的幕间剧或洛佩·德·维加《羊泉村》（Fuente ovejuna）的革命性版本。这就是著名的“巴拉卡”，这辆大篷车想要带来好运，慰藉心灵，转变意识，为我们的喜悦或高尚的失眠敲响警钟。
与所有思想顽固的人不同，这个难忘的、应该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的“巴拉卡”，超越了谋杀和死亡，永远打开了通往他的路。
05

“我不会死去。在这充溢着
火山的一天，我向着人群、向着生活
出发……
1972年，当他开始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正处于荣誉的顶峰：一年前，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回到智利以后，人们在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为他举行庆典，向他表示敬意。
他为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取名为《我承认我曾历经沧桑》，但坦言说出这么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有一丝作弄人的狡黠。
事实上，诗人坦言说出的一切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平淡无奇，因为它试图解释生活的真相、生活曾经是什么，以及对于一个言行始终一致的诗人来说，生活意味着什么。
在六十八岁的年纪，他深知他的生命之路留下了多么复杂的轨迹，在这条道路上，他的人生似乎受到一个残酷的节拍器的摆布，时而好到极点，时而又坏到极点。
“我的诗歌不可能对外面的世界关上大门。”他后来说道。正是从这里开始，政治，即便是断断续续的，也将成为他的人生和诗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