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文学特辑：记忆是作家的使命(6)

作为奥斯维辛幸存者，集中营是他的创作母题。1944年，他14岁那年，由于犹太血统而被抓进了纳粹集中营，先后被关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在那地狱般的一年里，凯尔泰斯为了多一点活下来的机会，故意多报了一岁，好让自己显得多一点可利用价值；为了克服绝望和恐惧，他像欣赏一场游戏，观察蛆虫在自己溃烂的伤口里互相争食；为了不被饿死，他守着已咽气几天的狱友睡觉，这样能发饭时多领到一碗米汤。在处女作《命运无常》中，凯尔泰斯以少年视角记录下这些非人的苦难和幸存的“诀窍”——即使蝼蚁，也不放弃生存的可能。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从集中营回到布达佩斯，环顾曾经熟悉的街道、广场，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他体内聚集，暗下决心，“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后来，凯尔泰斯写了《为一个未出生孩子的哭祷》，阐述自己为什么决定不要孩子，因为他在审视了自身存在和经验后得出一个结论，“我永远无法充当另一个人的父亲”，因为他不忍心让孩子生在这个从一降生开始就没有自由、就可能被剥夺掉命运的世界上。
或许有读者会问，1990年，作家写《哭祷》时，不仅二战结束，就连冷战都结束了，集中营早已成为历史，他为什么还要这般偏执？为什么不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为什么不接受“时间是最好的疗伤”？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向前看”的聪明人？我想原因就是，他选择了写作。在现实生活中，选择性遗忘确实是人们应对灾难、自我保护最简单实用的招数，但凯尔泰斯不然，他主动选择不忘，选择记录，选择见证。他在《船夫日记》里说：“我生存的方方面面都令人恐怖，唯有写作那部分除外：写作，写作，只不过是为了能忍受自身的生存，更重要的是，还是为自己的生存作证。”作家这句话明确表明了自己为什么写作，也是为自己认为的作家下了严格的定义。参照他的定义，恐怕大多数作家都不合格。

凯尔泰斯·伊姆莱。
毫无疑问，凯尔泰斯是20世纪见证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可以跟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埃利·维瑟尔的《夜》、普利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相提并论，当然在这个作家群体里，还有曼尔斯塔姆、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以及写《与一颗星同生》的捷克作家吉日·韦伊和写《集中营世界》的法国作家卢赛。不过，当我读了并翻译了凯尔泰斯更多的作品后，发现他与大多数见证文学作家的不同之处，他不仅为过去见证，还见证今天和将要来到的明天，甚至扩大到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