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珮瑜：在流量时代做一个「角儿」(3)

离开苏州，离开父母，我在肉体上得到了自由，而精神上的自由需要钱的帮助，比如说我需要钱买零食、买书，需要钱坐车去看展览，需要钱结交新的朋友。我有意识地攒钱，有时候老师带我去票房表演，给个三十五十的，加上有时去香港参加演出，也有老板票友说这小孩唱得挺好，「来，给你1000块港币」，我都攒下来。
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钱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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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戏校课程有着现代戏剧戏曲教育的壳，但内涵和价值观还是梨园传统。老师和师父都是老科班出身，梨园传统经过历次的社会变革，没有被破坏，反而越来越坚固了，而且留下的都是比较冷酷的东西。
入校后，学的第一出戏是《文昭关》，整整一学期，我做梦都幻想自己扮上老生戴髯口的样子。我太崇拜孟小冬和余叔岩了，过去他们在录音里在文字记录里，给人呈现了那么迷人的氛围，我想，戴上髯口，英姿飒爽，至少从姿态上可以靠近他们、接近他们了。加上《文昭关》需要三副髯口，在台上可以换戴三次，别提我有多期待了。
彩排那天，戴上髯口，日积月累的腐臭熏得我一出场差点忘了词。髯口是公用的。实在臭得受不了，就去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用酒精棉球擦一下。那个管服装的老师，现在都过世了，冷冷地说，「你现在还小，以后长大了，你会有的。」
哦，长大了，我是一个「角儿」了，就能有自己的髯口了。从那天起，我就渴望自己快点长大。恩师王思及先生也在我那天下场后，意味深长地跟我说，「想要不戴公用的髯口，就要好好学，好好练，等成了『角儿』就能订制私房髯口了。」这是多么哭笑不得又刻骨铭心的记忆啊！我记了20多年。很多年后，我也这样告诉我的学生，只有成了「角儿」，才能免受那芸芸众生里的委屈。
没想到，专属的髯口很快就有了。因为我经常参加演出。在戏校，在七八十个同学里，我成了经常唱戏挑班的，大小成了一个「角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