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初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动态(7)

综上所述，李开元立足于西汉“共天下”的建国理念以及为确保该理念而对皇权的制约，勾勒出汉初政治史中宫廷权力机构（=皇帝、皇后）、政府权力机构（=军功受益阶层）和诸侯王三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场景。如上文所述，美川修一、薄井俊二已经对惠帝至景帝时期的政治演进进行了研究，但李开元之说的最大特点在于，不仅考虑各政治势力的动向和纠葛，更对横亘在其背后的政治性法则（“共天下”“封爵之誓”“白马之盟”）做了深入的研究。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研究首次明确提示人们，秦末、楚汉相争以及汉初等时代并非始皇帝到武帝的过渡时期，而应作为弄清秦和汉差异关键所在的重要研究对象。李开元的研究掀起了近年西汉初期政治史研究的高潮，这应该说是学界的共识。

（四）近年的汉初政治史研究 以下将介绍李开元之说以后发表的相关研究，但其中多数的论证过程都会涉及李开元之说，它们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或者说有学术上的继承性。因此，这里想就上一节提出的三点分类，来了解相关内容。
1.刘邦集团的特权及其地域性
楯身智志利用《史记》《汉书》的功臣表，讨论了秦末、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集团的发展过程和集团成员地位的变化，以及西汉建立之后功臣的待遇。首先，以功臣表为中心，将集团成员的所任官职全部辑出，并分为反秦、反秦与楚汉之间、楚汉相争三个时期进行统计。接着依据这些材料，指出刘邦集团从私兵集团经过楚的行政机构向汉的王国机构发展，集团成员则有从刘邦亲信向地方长官和将军晋升的趋势，而当时的爵制始终发挥着以对刘邦的贡献度为基础将集团成员进行排序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功臣表中散见的“赵将”“齐将”等冠以别国名的官职，发现在垓下将项羽逼入四面楚歌之境的是，刘邦率领的汉军、韩信率领的齐军和彭越率领的梁军等组成的多国联合军。继而又通过对“高帝五年诏”的内容进行重新研究，指出第五级大夫以上的爵位仅赐予刘邦直属的将士，齐、梁等诸侯国军所属的将士受到“诸侯子”的差别待遇，而最早追随刘邦的直属将士则获得“宦皇帝者”的特别待遇，只有这些“宦皇帝者”才是最受器重的创业功臣。
楯身还以功臣中功绩特别突出者为例，研究了受封第二十级列侯（功臣列侯）之人的特权地位的实质，注意到当时给予了这些功臣列侯各自功绩相应的位次。高祖功臣位次载于功臣表中，楯身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整理和订补，复原了第一位至第一百三十七位的位次。再结合相关史料得知，这一位次到吕后时期最终确定，其内容与记录“封爵之誓”的铁券一起，藏于高祖庙中。由此可知，高祖功臣位次是保障与高祖刘邦签订“封爵之誓”的功臣特权地位延续至子子孙孙的证明，他们的特权地位通过每年高祖庙举行的酎祭加以确认，因而即便是失去列侯爵位他们也有重新恢复之的机会。不过，景帝即位之后，立即断然实行宗庙制度改革，赋予文帝庙与高祖庙的并列的权威。与之相应，功臣列侯不仅高祖庙、文帝庙的祭祀运行都必须参与，而且只要有任何不周之处，就会有夺爵之危。景帝无视“封爵之誓”封无功者为列侯，武帝又以酎祭不备为由将大批列侯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