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初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动态(8)

至此，功臣列侯的特权地位丧失殆尽，他们到武帝末年完全消失。

楯身的上述观点，对军功受益阶层拥有的特权的实质进行了重新探讨，而研究秦末、楚汉之际爵制的还有松島隆真。松島立足于刘邦集团的发展过程，探讨了刘邦何时成为爵位授予的主体以及与从军者之间是否构成君臣关系等问题。他首先探索了刘邦集团的行军路线，考察了各时期从军功臣的出身。再据此判定，刘邦并非楚人而应被视作魏人，其集团由诸多不同地域出身的人构成，能让如此复杂的集团最终团结在刘邦麾下，爵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过，刘邦能够赐予部下爵位，至少要到他被项羽封为汉王之后，而隶属怀王政权时，刘邦与其功臣之间尚未建立君臣关系。松島还注意到，“高帝五年诏”中有不在汉代二十等爵制中的爵位，刘邦在即位之后，仍无法赐予或剥夺住在关东诸侯王国之内居民的爵位，在之后封功臣为列侯、确定其位次之时，才开始得以赐予全体国民爵位。 楯身、松島注意到的功臣列侯位次问题，邉見統也有所研究。
邉見对功臣表中所见位次的内容作了重新探讨，发现其中吕后二年（前186）所定位次中，有无列侯爵而给予位次者，或者，还有应该给予位次而并没有给予者。进而重新研究相关史料指出，高祖时期定下的十八人位次内容与《史记》《汉书》中所见的位次内容并不相同，可能是因为吕后在确定全部位次时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改定。而同样的改定还可能出现在文帝时期，与吕氏有关者的位次被剥夺。综上，位次先后被用于吕后对功臣的怀柔，以及诛灭吕氏和使文帝即位的正当性中。
以上是针对刘邦集团内功臣们特权性地位的实质相关的研究。李开元将这些功臣们认定为获得第五级大夫以上爵位和与之相应的田宅等政治、经济特权的人，而上述诸人的研究则进一步探讨了官制、爵制等问题，可以说是对军功受益阶层的定义本身进行了修正。
另一方面，关于刘邦集团的地域性，以矢野主税、李开元为始的先行研究都十分强调其与楚的关联，现在也有对此提出重新认识的研究。太田麻衣子着眼于功臣表中所见刘邦起兵之初从军的越人，指出刘邦的根据地丰沛地区为何会有越人，这一点应该溯源至春秋时代进行探讨。关于越的先行研究中，有一说认为最晚期的越曾越过淮北迁都琅邪。太田基于文献史料和考古成果对此进行了验证，认为越的确曾越过淮北，以连云港附近的琅邪为根据地。接着她重新讨论了越的灭亡年代，在统治越人的独一无二的越王消失以后，其残存势力仍自称王侯抵抗楚、秦，推测琅邪迁都说是其中一个势力为强调其正当性而创造出来的。综上，秦末残存在淮北的越人加入反叛势力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吸收了这一人群的刘邦集团有可能未必以楚人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