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初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动态(10)

杉村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存在着“中国只有走向统一才是历史的趋势”的根深蒂固的“统一史观”，在这种情况下，“郡国制”作为刘邦不得已而采用的体制自然受到消极、否定的评价。他探讨了始皇帝统一中国后不久发生的封建、郡县之争的内容，由此可知对时人来说，封建制才是一般性的、常识性的体制，认为刘邦也在同样的思维下积极地采用了“郡国制”。杉村还研究了入朝制度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诸侯”相关的规定，指出西汉初期皇帝和诸侯王之间未必一定是对立关系，而对景帝时期实施的王国官制改革进行重新研究之后可以看出，王国郡县化之后产生了诸多弊端。历来认为，诸侯王只能是阻止皇权扩张的抵抗势力，皇帝只有将其除掉、实现郡县制才是最理想的。但是依据杉村的以上研究，诸侯王反而是统治中国时不可或缺的存在，而西汉除掉诸侯王、实行郡县制的地方统治制度持续留下诸多问题。
杉村的观点极大地刷新了既往对“郡国制”和郡县制的印象，给这一领域带来了极大冲击。
阿部幸信进一步推进了杉村的观点，否定把“郡国制”视为西汉的国内统治体制这一观点本身。阿部认为，武帝之前的文献史料中没有“天下一统”的概念。刘邦成功将诸侯王安排到国外，只是想谋求与他们“共有天下”的“天下安定”体制，汉初还没有实现“天下一统”。不过到了武帝时期，匈奴入侵日益频繁，在“防卫天下”的目的下，诸侯王被纳入国内，最终实现了“天下一统”。阿部的这一理解的最大特征在于，在杉村的“郡国制”再评价和李开元的“共天下”理念的基础上，否定刘邦的“天下一统”本身。浅野裕一认为西汉的皇帝观与秦的皇帝观完全不同，这可与李开元强调西汉初期皇权有限性的观点并称为“秦汉帝国论”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另一方面，将“郡国制”的形成过程溯源至楚汉相争时期来研究的是楯身智志。李开元认为项羽分封体制与西汉“郡国制”之间的共同要素是军功王政，楯身将此视作问题，重新讨论了刘邦受封汉王之后是怀着怎样的目的分封诸王的。刘邦最初是以复活旧战国七国的框架为目的平定三秦、进攻彭城的，不过，彭城之战失利之后，讨伐项羽成为最主要的课题。于是以承认领土所有来换得既有诸侯的支持，构筑对项羽的包围圈。如此一来，在刘邦击败项羽即皇帝位之后，所形成的体制（“郡国制”）不过是项羽包围圈的延长而已，而且这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之后很快爆发的臧荼、韩信等人的叛乱和谋反正是这些问题显现出来的结果，为求得关东稳定而做出的选择就是分封皇族刘氏为诸侯王，同时给予功臣特权性地位，以抑制他们做王的野心。也就是说，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盟”和永久保障功臣特权地位的“封爵之誓”，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成为维持关东安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