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根，但我流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海上移民(5)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伴进一步激发了移民们的孤独感。航海新手们还要经历晕船的困扰，这些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适是移民在船上生活要面对的首要挑战。
移民船是一个海上共同体，是一座漂浮的海上城市。虽然海上生活的环境特殊，但是移民船复刻了陆上生活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一般来说，船长处于船上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船长之下是随船的外科医生，再之下是船员、水手，乘客则处于最低一级。在移民船上，移民更容易遭到船长或船员的暴力压迫，因为他们比一般的乘客更为贫穷。
相互合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在海上生活中建立新共同体的常见手段。共同分配生活物资、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联合反抗暴力压迫，各种方面的互帮互助是将移民凝聚在一起的仪式。这些复杂仪式将移民基于共同经历所产生的相似情感联系在一起。数个月的海上航行中，无聊并不是移民船上的全部。移民会展开唱歌、跳舞等公共娱乐活动，以此度过艰苦的时光。前往北美的船只监管一般较为松弛，公共娱乐靠乘客自行组织；囚犯在船上的娱乐活动则往往处于政府监管之下，会被要求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在海上偶遇其他船只也被视为难得的娱乐机会，船长会利用这个机会交流信息和交换资源，而船员、乘客则会采取喊话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样做有利于他们缓解孤独感。
酒是乘客们在长时间的海上旅途中放松精神的重要物品，并且往往在航行初期发挥重要作用。资金赞助人也会根据经验建议移民准备几品脱的酒携带上船。然而，酗酒与移民船上的宗教要求格格不入。虽然19世纪时水手普遍都是无神论者，宗教在海上生活中存在的痕迹并不明显，但总体上19世纪与海员相关的慈善组织都在呼吁让船员遵守基督教美德，强化远洋船上的道德规范。加之为了妥善管理移民船上数量众多的乘客，宗教作为一种整治秩序的有效手段，在海上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移民船面临风暴等灾难时，船上的牧师会带领乘客进行祈祷以安抚惊慌的乘客。宗教活动以及乘客间的同心同德成为移民海上生活中的慰藉，这是移民在精神上与死亡抗争的为数不多的手段。移民旅程本身就是爱尔兰人求生的途径，与死亡抗争是移民海上生活中的永恒挑战，死亡对塑造移民海上共同体的影响尤为深刻。
塞缪尔·哈维在前往纽约的航行中曾经主动陪伴一位身患痢疾即将去世的女子。哈维所乘坐的移民船上的病房只是从操舵间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当哈维身处其中时，绝望感在他心头蔓延。病人近在咫尺的垂死呻吟，混杂着风吹索具吱吱作响以及海浪像打雷一样的轰鸣声，整个船体摇摇晃晃。而他只能喝一杯白兰地壮壮胆子，看着这个女人在黑暗中如此孤独地死去。